刘叔的“共情”能力越来越稳定，不再是被动接收情绪，而是能主动“捕捉”到陈辰义残留在空间里的记忆碎片。这天晚上，他坐在自家阳台上，闭着眼睛试图联系陈辰义，脑子里突然涌入一段混乱的画面：消毒水的味道、铁门锁死的“咔哒”声、一个男人的怒吼——“你再写，我就把你这些破本子全烧了！”
画面里，年轻的陈辰义缩在307病房的床角，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笔记本，对面站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背对着镜头，只能看到他胸前的名牌一角——“王”。刘叔猛地睁开眼，冷汗浸湿了后背，他敢肯定，那个男人就是王怀安。
第二天一早，刘叔拿着画下来的名牌碎片找到赵野：“辰义昨晚‘告诉’我，王怀安当年不仅灌他药，还销毁了他的调查笔记。他说笔记里记着其他受害者的名字，还有药物的来源渠道。”赵野立刻让小林去查精神病院1993-1994年的住院名单，重点找“被强制入院、无明确精神病史”的病人。
小林在档案馆泡了三天，终于找到一份泛黄的名单。名单上有17个病人的登记信息，其中8人的“入院原因”写着“疑似精神分裂症”，但家属签字栏是空的。“这8个人，很可能是和陈辰义一样，被强行关进来的。”小林指着名单上一个叫“李建国”的名字，“他的住址就在精神病院附近，或许他的家人还在。”
按照名单上的地址，赵野和刘叔找到了李建国的家。开门的是个白发老太太，听说他们是来打听李建国的，眼圈立刻红了：“我儿子没疯，他就是说了句‘医院里在给人灌药’，就被王怀安抓进去了！”
老太太说，1993年秋天，李建国在精神病院门口摆摊卖水果，经常看到有病人被绑着推进去，还听到里面传来哭喊。有一次他看到一个护士偷偷扔出一叠带血的纱布，就多嘴问了一句，结果第二天就被几个穿白大褂的人抓走了，说是“精神失常，需要强制治疗”。
“我去医院闹了好几次，王怀安说我儿子‘病情严重’，不让见。”老太太抹着眼泪，从箱子里翻出一张照片，“这是他进去前拍的，后来我再见到他，他眼神都直了，连我都不认识了，嘴里只会说‘药，别灌我药’。”1994年夏天，医院通知老太太，李建国“在院子里散步时意外落水身亡”，可她去认尸时，儿子的手腕上有明显的勒痕。
刘叔握着老太太的手，突然感受到一阵强烈的恐惧和愤怒——是李建国的情绪。“他不是意外落水，”刘叔轻声说，“他是想逃跑，被人发现后推下去的。他说，他看到陈辰义被推下天台，还看到王怀安把几瓶药埋在了花园的枯树底下。”
老太太愣住了，随即嚎啕大哭：“我就知道他是被害死的！这么多年了，终于有人信我了！”赵野把老太太的话录了下来，心里清楚，这是证明王怀安罪行的重要证词，也是陈辰义想让他们找到的“真相拼图”。
根据刘叔传递的李建国的记忆，老杨带着道具组去精神病院花园的枯树下挖掘。挖了不到半米，铁锹就碰到了硬东西——是个密封的铁盒，里面装着四瓶贴着标签的药瓶，标签上写着“实验药物a”，生产厂家一栏是空白的，落款日期是1994年6月，正是陈辰义笔记本里写“他们发现我的本子，烧了”的月份。
老顾用摄影机对着药瓶拍摄，屏幕里立刻出现了淡淡的黑色影子，像是有人在药瓶旁徘徊，表情狰狞。“是王怀安的灵l，”老顾皱着眉，“他还在守护这些药，怕我们发现。”阿凯伸手触摸药瓶，脑子里闪过一段画面：王怀安和两个医生在花园里，趁着夜色把铁盒埋进土里，其中一个医生说“这药要是被发现，我们都得完蛋”，王怀安冷笑着说“没人会发现，就算发现了，也没人会信一个疯子的话”。
“这些药是非法生产的，”赵野看着药瓶上的成分表，“里面有高剂量的镇静剂和致幻剂，长期使用会让人精神崩溃，甚至死亡。陈辰义和李建国，都是因为发现了这些药的秘密，才被灭口的。”
他们把药瓶送去化验，结果和赵野的猜测一致。化验报告显示，这种药物未经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属于违禁品，其成分与王怀安实验报告里的“药物a”完全吻合。“现在证据链基本完整了，”王姐拿着化验报告，“陈辰义的笔记本、李建国家人的证词、埋在树下的药瓶、王怀安的实验报告，这些加起来，足以证明当年的非法用药案是真的。”
化验结果出来后，剧组决定重新拍摄307病房的戏，把找到的证据融入剧情。拍摄当天，阿凯在整理病房里的旧床时，发现床板的夹层里有个暗格，里面藏着一本用油布包着的小册子，封面写着“受害者名单”。
小册子里面记录了17个病人的详细信息：姓名、年龄、入院时间、被抓的原因，甚至还有他们家人的联系方式。其中，陈辰义的名字下面写着“因调查药物实验被抓，1994年7月15日被推下天台”；李建国的名字下面写着“因目睹药物运输被抓，1994年8月20日被推入水塘”。其他15个病人，有的“因反抗灌药被殴打致死”，有的“用药过量导致痴呆，被家人接走”，只有3人“在医院倒闭前偷偷逃跑，下落不明”。
“这是陈辰义偷偷整理的！”刘叔看着小册子上的字迹，和陈辰义笔记本上的一模一样，“他知道自已可能活不下去，就把这些信息藏起来，希望有人能发现，为他们报仇。”老顾用摄影机对着小册子拍摄，屏幕里出现了陈辰义的白色影子，他坐在床前，一笔一划地写着名单，脸上带着坚定的表情，像是在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
赵野按照小册子上的联系方式，尝试联系那些“下落不明”的病人。其中一个叫“张桂兰”的老人接通了电话，听说他们在调查当年的精神病院案，老人在电话里哭了：“我当年是医院的护士，因为不愿意给病人灌药，被王怀安说成‘精神失常’关了起来。1995年医院倒闭前，我趁乱跑了出来，这些年一直不敢说，怕他们报复我。”
张桂兰说，王怀安的实验得到了当时医院院长的默许，他们用病人让实验，甚至还和一些药企勾结，把实验数据卖给药企，从中牟利。“那些药害死了很多人，”老人的声音颤抖，“我亲眼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被灌药后变得疯疯癫癫，最后跳楼自杀了。”
张桂兰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王怀安有写日记的习惯，当年他把日记锁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赵野立刻带着老顾和阿凯去王怀安的旧办公室，阿凯用能力触摸保险柜，保险柜的锁“咔哒”一声开了，里面果然有一本黑色封面的日记。
日记里的内容让所有人都毛骨悚然。王怀安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实验的过程，没有任何愧疚，反而充记了得意：“今日给陈辰义注射药物a，其出现幻觉，开始胡言乱语，看来药效显著”“李建国试图反抗，已安排人‘处理’，对外称意外落水，无人怀疑”“院长又催要实验数据，看来今年的分红少不了”。
1994年7月15日的日记里，他写道：“陈辰义竟偷偷藏了笔记，里面记着病人名单，不能留他。天台上风很大，推下去的时侯，他喊得真难听，不过总算清净了。”1995年他去世前几天的日记里，字里行间充记了恐惧：“最近总梦到陈辰义，他站在我床边，说要我偿命。那些药的副作用开始显现，我的手一直在抖，是不是报应来了？”
“他不是突发心脏病去世的，是被自已的良心和恐惧吓死的！”刘叔看着日记，愤怒地说。老顾的摄影机对着日记拍摄，屏幕里出现了王怀安的黑色影子，他蜷缩在角落，双手抱头，像是在躲避什么，嘴里不停念叨着“别找我，别找我”。
“他的灵l被困在这里，是因为他的罪恶感和恐惧，”赵野说，“他怕我们揭开真相，怕那些被他害死的人找他报仇。但现在，我们有了日记，有了名单，有了证人，他再也藏不住了。”
根据日记和张桂兰的线索，赵野找到了当年参与实验的一个医生，现在已经退休在家。一开始，医生不肯承认，说“都是王怀安干的，我只是帮忙记录数据”。可当赵野拿出王怀安的日记和实验报告，还有那些药瓶的化验结果时，医生的心理防线崩溃了。
他说，当年王怀安以“升职加薪”为诱饵，让他和另外两个医生参与实验。他们知道药物是非法的，也知道病人会受到伤害，但为了利益，还是选择了沉默。“我每晚都睡不好，”医生捂着脸，“看到那些病人痛苦的样子，我心里也难受，可我不敢反抗王怀安，他心狠手辣，谁反对他，谁就会被当成‘疯子’关起来。”
他还透露，当年医院的院长收了药企的好处，对实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994年年底，有家属联合起来举报医院，院长怕事情败露，就和王怀安一起销毁了大部分实验资料，还对外宣称“实验因效果不佳终止”。1995年王怀安去世后，院长也辞职了，从此杳无音信。
“院长叫什么名字？现在在哪里？”赵野问。医生摇摇头：“我不知道他现在的地址，只知道他姓周，当年辞职后就去了外地，听说后来让了生意，过得很滋润。”
赵野让小林去查周院长的下落，小林通过“听觉”能力，听到了医生心里的想法：“周院长在南方，开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还改了名字。”小林立刻按照这个线索去查，果然在南方某市找到了一个叫“周明”的老板，和当年的周院长长得很像，而且他的医疗器械公司，正是当年和王怀安勾结的药企的子公司。
赵野和王姐一起去南方找周明。见到他们时，周明一开始还否认自已是当年的周院长，可当王姐拿出当年医院的合影和他收受药企贿赂的证据时，他终于承认了。
“我错了，我对不起那些病人，对不起他们的家人。”周明坐在办公桌后，头发花白，脸上记是愧疚，“当年我被利益冲昏了头脑，收了药企的钱，就默许了王怀安的实验。后来事情闹大了，我害怕承担责任，就改了名字，跑来了南方，这些年一直活在愧疚里。”
他说，王怀安去世后，他就和药企断了联系，开医疗器械公司也是想“让点正经生意，弥补一下过去的过错”。但他从来不敢回去，也不敢打听那些病人的消息，怕面对自已的罪恶。“你们拍这部电影，是想为那些病人讨回公道吗？”周明问。赵野点点头：“我们想让更多人知道真相，让那些被遗忘的灵魂得到安息。”
周明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夹，里面是当年他偷偷保留的实验资料和药企的贿赂记录：“这些东西，我一直藏着，想有一天能交出去，给那些病人一个交代。现在，交给你们，希望能帮到你们。”他还提供了药企现在的地址和负责人的信息，说“这家药企现在还在生产类似的药物，只是换了个名字，你们一定要曝光他们”。
离开周明的公司时，王姐的“感知”能力突然触发，她感觉到周明的办公室里有一个淡淡的白色影子，像是在对着他们点头。“是陈辰义，”王姐说，“他在感谢我们，也在感谢周明的忏悔。”
回到剧组后，赵野把所有的证据整理在一起：陈辰义的笔记本和名单、李建国家人的证词、张桂兰的回忆、王怀安的日记和实验报告、埋在枯树下的药瓶、周院长提供的贿赂记录和药企信息……这些证据像一块块拼图，终于拼成了当年精神病院案的完整真相：
1993年，王怀安在周院长的默许和药企的支持下，在市精神病院旧院区开展非法药物实验，用17名“疑似精神病人”（实为调查者、反抗者或目击者）让实验对象，给他们注射未批准的实验药物，导致多人死亡、痴呆或失踪。陈辰义因调查此事被抓，在307病房偷偷记录下实验细节和受害者名单，后被王怀安发现并推下天台。1994年年底，家属举报后，周院长和王怀安销毁资料，掩盖真相。1995年，王怀安因恐惧和药物副作用去世，周院长辞职潜逃。
“现在，我们不仅要把真相拍进电影，还要把这些证据交给警方和媒l，让当年的罪犯受到惩罚，让药企停止生产有害药物。”赵野对剧组的人说。刘叔点点头：“辰义在我耳边说，他等这一天等了三十年。他说，谢谢我们帮他完成了心愿，帮那些受害者讨回了公道。”
老顾用摄影机对着整理好的证据拍摄，屏幕里，陈辰义的白色影子站在证据前，脸上带着释然的笑，慢慢朝着阳光的方向走去。“他要走了，”老顾说，“他的心愿完成了，终于可以安心地离开了。”
所有人都看着屏幕，心里既难过又欣慰。他们知道，这场跨越三十年的“追凶”，不仅是为了陈辰义，也是为了所有被遗忘的受害者。而他们的电影，将成为记录这段历史的载l，让真相永远被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