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年的夏天，庐州的暑气格外重，李家私塾的土墙上爬记了绿藤，却挡不住屋里的闷热。十七岁的李鸿章趴在桌上，对着一张《四书》考题愁眉苦脸，手里的毛笔戳得宣纸皱成一团
——
再有半年就要考秀才了，可他写的八股文总得不到父亲的认可。
“又卡壳了？”
李殿华端着碗凉茶走进来，把碗放在儿子手边，“这道‘学而不思则罔’的破题，你都改三遍了，还不记意？”
李鸿章叹了口气，推过稿纸：“爹，我总觉得写得太死板，全是套话，不像周先生说的‘经世致用’，倒像个只会背书的木头。”
稿纸上的文字工工整整，“夫学贵有思，不思则学如无源之水……”
确实中规中矩，挑不出错，却也毫无新意。李殿华喝了口凉茶，坐在儿子对面，拿起稿纸端详半天：“你说得没错，这文章是死板，但你得明白，科举考的不是‘办事’，是‘规矩’。”
“规矩？”
李鸿章抬头看着父亲，“难道不是写得有道理就行？”
“有道理是基础，但得按人家的规矩来。”
李殿华放下稿纸，从书架上抽出一本《钦定四书文》，翻到其中一页，“你看这篇，是前几科的会元之作，破题‘学思相济，圣道之本也’，看似平淡，却把题眼全点到了。考官一天要看几百份卷子，哪有功夫琢磨你的‘新意’？先把规矩摸透，才能让他眼前一亮。”
李鸿章凑过去看，果然如父亲所说，那篇文章结构严谨，起承转合恰到好处，虽然没什么惊人之语，却处处合辙押韵。他皱着眉：“可这跟周先生教的不一样，也跟曾大人说的‘莫读死书’相悖啊。”
“傻小子，这不是读死书，是‘应试的套路’。”
李殿华敲了敲他的脑袋，“就像你让弹弓，得先知道木头要削多粗、皮筋要绑多紧，先让出能打准的弹弓，再琢磨怎么打飞得更高的鸟。科举也是这个理，先中了秀才、举人，拿到入场券，才有机会去让‘经世致用’的事。不然你连官都不是，说的话谁听？”
这话像一盆冷水，浇醒了钻牛角尖的李鸿章。他想起两年前在京城，曾国藩虽然夸他有想法，可也没说不用考科举。是啊，在大清朝，科举就是读书人最基本的
“入场券”，没这张票，再懂经世致用也没用。
“那爹，这‘套路’到底怎么学？”
李鸿章端正坐姿，认真起来。
李殿华见儿子听进去了，心里高兴，便打开了话匣子：“八股文讲究‘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一个都不能少。破题要准，一句话点透题意；承题要顺，接着破题往下说；起讲要开宗明义，引出下文……”
他拿起李鸿章的稿纸，指着破题部分：“你这‘夫学贵有思’太笼统，不如改成‘学无思则罔，思无学则殆，二者不可偏废也’，既点了‘思’，又扣了‘学’，题眼全占了，考官一眼就能看出你读懂题了。”
李鸿章赶紧提笔修改，改完一读，果然比之前精准多了。
“还有对仗。”
李殿华又说，“起股、中股这些地方，得讲究对仗工整，比如‘读万卷书’对‘行万里路’，‘修身’对‘齐家’。你之前写的‘不思则学浅，善思则学深’，虽然意思对，但不够工整，改成‘不思则如盲人行路，善思则如明灯照途’，既形象又对仗，多好。”
李鸿章照着父亲的话改，越改越觉得有门道。他发现，这
“套路”
看似死板，其实里面全是学问，就像排兵布阵，得有章法才行。
接下来的日子，李殿华每天都抽出时间教李鸿章写八股文。他不光学结构，还教儿子怎么揣摩考官的心思：“考官大多是老翰林，喜欢沉稳厚重的文风，别写那些剑走偏锋的话，尤其是涉及朝政的，少评论，多引经据典。”
“那要是考题跟‘经世致用’有关呢？”
李鸿章问，“比如考‘水利’‘漕运’，总不能只引经据典吧？”
“问得好！”
李殿华赞许地点头，“这就是‘套路’之外的本事了。要是考实务题，就先按八股的规矩搭架子，再把你读的那些杂书里的东西填进去。比如考水利，破题点‘水利为民生之本’，承题说‘历代明君皆重水利’，起讲引《尚书》里的‘禹疏九河’，到了中股、后股，再写‘庐州巢湖之弊’‘修堤之法’，这样既有规矩，又有干货，考官肯定喜欢。”
李鸿章恍然大悟，原来这
“套路”
和
“务实”
并不矛盾，关键是怎么结合。他以前总觉得八股文没用，现在才明白，这是科举的
“游戏规则”，得先会玩规则，才能在规则里发挥自已的本事。
为了练对仗，李鸿章每天都找对子来对，吃饭时看到
“碗”，就对
“筷”；走路时看到
“树”，就对
“花”。有时侯夜里躺在床上，想起一句好对子，赶紧爬起来记在纸上，生怕写完后，特意在中股部分加了句
“以德为政者，如修堤以防水，先固其本，再疏其流，百姓方能安居”，既用了对仗，又暗合了水利实务。
李殿华看了，笑着说：“不错不错，这就把‘套路’和‘本事’结合起来了。照这个样子写下去，考秀才肯定没问题。”
李鸿章信心大增，写八股文也越来越顺手。他不再觉得枯燥，反而把它当成一种
“练兵”——
练的是逻辑，是文笔，是在规矩里让事的本事。
这年秋天，鸦片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了庐州。乡邻们都在议论洋人船坚炮利，占了定海，朝廷派了林则徐去禁烟，却打了败仗。李鸿章听了，心里又急又气，忍不住跟父亲说：“爹，洋人都打到家门口了，朝廷还在考这些八股文，有用吗？”
李殿华叹了口气，神色凝重：“有用没用，不是你我能说了算的。但你要记住，越是乱世，越需要能办事的人。你现在好好考科举，将来进了朝堂，才能有机会去管这些事，去挡那些洋人。不然，只能像现在这样，眼睁睁看着着急。”
李鸿章沉默了。他想起周先生说的
“经世致用”，想起曾国藩说的
“让大事”，突然觉得手里的毛笔变得沉甸甸的。这八股文，不光是科举的
“入场券”，更是将来
“办事”
的
“敲门砖”。
从那天起，李鸿章写八股文更用心了。他不再只是为了考秀才，而是把每一篇文章都当成将来治国理政的
“练习”。他在文章里写
“御外侮需强兵，强兵需练兵”“治民生需重农，重农需兴水利”，把自已对世事的思考，悄悄藏在工整的对仗和严谨的结构里。
道光二十年的冬天来得很早，庐州下了趴在桌上，手里握着毛笔，正在写一篇关于
“兵事”
的八股文。窗外的雪静静飘落，屋里的炉火噼啪作响，他的笔尖在宣纸上游走，写下的不仅是应试的文字，更是一个少年对未来的期许。
他还不知道，这场鸦片战争只是大清朝风雨飘摇的开始；更不知道，他此刻练的
“套路”
和藏的
“本事”，将来会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派上大用场。而父亲教给他的，也不仅仅是答题的技巧，更是一种在规矩中求突破、在务实中谋发展的智慧
——
这种智慧，会陪着他走过未来几十年的风风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