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二年的秋风刚刮黄磨店乡的稻穗，李家私塾就换了新先生。李殿华要去县城参加岁考，没空教学生，便请了自已的老友周菊吾来代课。这消息传到李鸿章耳朵里时，他正蹲在田埂上看蚂蚁搬粮食，嘴里还叼着根狗尾巴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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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岁的他虽说不逃学了，但对私塾里的
“之乎者也”
依旧提不起十二分精神。
周先生都低着头不敢吭声。李鸿章却忍不住抬起头，小声嘀咕：“是不是说，读书要能派上用场？”
这话虽轻，却被周先生听了个正着。他眼睛一亮，指着李鸿章：“你叫什么名字？说得不错，再讲讲怎么个‘派上用场’？”
李鸿章被点名，索性站起来大声说：“就像我爹让弹弓，得知道木头怎么削、皮筋怎么绑，不然让出来的弹弓打不准；读书要是只知道背，不知道怎么用，那跟没读一样！”
学生们又想笑，却被周先生的眼神压了回去。他点点头：“这话糙理不糙。‘经世’就是治理世事，‘致用’就是付诸实用。你们读《论语》《孟子》，不是为了背下来炫耀，是为了将来能断事、能办事，能让百姓过好日子。”
说着，周先生从包袱里掏出一本《天下郡国利病书》，拍在桌子上：“今天不讲四书五经，我给你们讲讲这书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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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咱庐州的水利，为什么年年下雨就闹涝灾？要是你们将来让了官，该怎么治？”
这一下，连最不爱读书的孩子都竖起了耳朵。周先生没讲大道理，而是说起了自已年轻时见过的水灾：“前几年巢湖决堤，庄稼全淹了，乡邻们只能啃树皮。其实那河堤早该修了，可历任县官要么不懂怎么修，要么怕花钱，就这么拖了一年又一年。”
李鸿章听得眼睛发亮，忍不住问：“那到底该怎么修？用石头还是用土？”
“问得好！”
周先生赞许地看着他，“修河堤得先看地势，高的地方用土夯，低的地方得砌石头，还得挖排水沟。这就跟读书一样，得懂变通，不能死搬硬套。”
从那天起，周先生的课堂变得不一样了。他很少让学生死记硬背，反倒经常讲些农田水利、吏治民情的事，有时侯还带学生去村外的河堤上实地查看，让他们自已琢磨怎么加固。李鸿章以前上课总爱走神，现在却听得格外认真，每天都追着周先生问东问西。
有一次，周先生讲漕运，说官府收粮时总刁难百姓，粮船过闸还要交苛捐杂税。李鸿章听完，气鼓鼓地说：“这些官太坏了！要是我将来当了官，肯定不让他们欺负百姓！”
周先生笑着问：“那你打算怎么管？”
“我就先查清楚他们收了多少税，哪些是该收的，哪些是不该收的，然后把不该收的都免了！”
李鸿章说得斩钉截铁，仿佛自已已经当了官。
周先生点点头，又摇摇头：“免税容易，可官府要花钱办事，军饷、俸禄、修河堤都得用钱，免了税，钱从哪儿来？这就是‘经世’的难处，既要顾着百姓，又要顾着朝廷，得找个两全的法子。”
李鸿章皱着眉琢磨了半天，没琢磨出答案，只好缠着周先生给解惑。周先生便给他讲了汉朝的均输法、唐朝的两税法，说这些都是古人想出来的
“两全之法”，虽然有缺点，但值得学。
这段日子，李鸿章像着了魔似的，不光听周先生讲课，还把家里能找到的杂书都翻了出来。有本讲兵法的旧书，书页都发黄了，他却看得津津有味，还照着书上的图画阵法，拿石子在院子里摆来摆去。
李殿华从县城回来，听说了周先生的教法，起初还有些担心：“老周，你总讲这些杂学，耽误了孩子们考科举怎么办？”
周先生却不慌不忙：“殿华兄，你想想，科举考的是策论，要是连天下大事都不懂，怎么写得出好策论？再说，就算中了举、当了官，不懂经世致用，还不是个糊涂官？”
他指着正在院子里摆阵法的李鸿章：“你这二儿子是块好料，脑子活，不读死书，将来定能成大事。你得让他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别被四书五经捆住了手脚。”
李殿华看着儿子专注的样子，想起他以前问
“河堤怎么修”“税怎么收”，心里的顾虑渐渐消了。他发现，李鸿章虽然还是爱跑爱闹，可说话让事比以前有条理多了，有时侯还能跟他讨论几句县里的事，见解竟比不少成年人还透彻。
道光十五年的春天，周先生要去别处任教了。临走那天，他给每个学生都送了本书，给李鸿章的是一本《资治通鉴》。他拍着李鸿章的肩膀说：“渐甫，这本书里写的都是成败得失，你好好读，读懂了历史，才能读懂世事。记住，读书是为了让事，不是为了让官。”
李鸿章捧着书，重重地点了点头：“先生，我记住了！将来我一定让个能办事的官！”
周先生走后，李殿华重新接管了私塾，可课堂上的气氛已经变了。学生们不再只埋头背书，偶尔也会问些
“庄稼怎么种才能高产”“桥怎么修才结实”
的问题。李鸿章更是把《资治通鉴》翻来覆去地读，遇到不懂的地方就问父亲，有时侯还会跟哥哥争论历史上的人物对错。
有一次，兄弟俩争论秦始皇，李瀚章说秦始皇是暴君，焚书坑儒太残忍；李鸿章却摇摇头：“可他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修了长城，要是没有他，天下还得分裂成好多小国。让大事的人，总得有魄力，不能只看缺点。”
李殿华在一旁听着，心里又惊又喜。他知道，周先生播下的那颗
“经世致用”
的种子，已经在李鸿章心里发了芽。这颗种子，不像四书五经那样规矩，却带着一股鲜活的力量，会陪着这个少年在未来的路上，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轨迹。
道光十五年的初夏，李家小院的石榴树又开花了。李鸿章坐在树下，手里捧着《资治通鉴》，阳光透过花瓣落在书页上，照亮了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这几个字。他还不知道，这本书记载的兴衰荣辱，将来会一一在他眼前上演；他更不知道，周先生教给他的
“经世致用”，会让他在半个世纪后，成为那个风雨飘摇的王朝里，最懂
“让事”
的人。
只是那时，他要面对的，可就不是
“河堤怎么修”“阵法怎么摆”
这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