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天不亮，凌夏就爬了起来。额角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但她用冷水胡乱洗了把脸，换上了一套相对干净的旧衣服——那曾经是校服，现在只是她蔽L的工具。她必须找到工作，立刻，马上。
她像幽灵一样游荡在城中村外围更繁华一点的街道上，目光扫过每一家贴着“招工”的店铺。
早餐店：“招杂工，5点到9点，时薪8块，管一顿早饭。”
凌夏鼓起勇气走进去。油腻的厨房里，老板是个记脸横肉的中年男人，叼着牙签，目光在她身上逡巡，带着毫不掩饰的审视。“这么瘦？能搬得动蒸笼？能洗得干净碗？试用三天，没工钱，干得好留下。”
凌夏默默点头。只要能活下去。
于是，凌晨四点，当城市还在沉睡，凌夏已经顶着寒风和未散的夜色，来到油腻闷热的早餐店后厨。巨大的蒸笼散发着灼人的热气，她需要垫着破布才能勉强抬起，滚烫的水汽瞬间熏红了她的脸和手。堆积如山的油腻碗碟泡在浑浊的冷水里，劣质洗洁精刺鼻的气味让她胃里翻江倒海。她咬着牙，双手泡在冰冷油腻的水里，机械地刷洗着。手指很快被泡得发白、起皱，被碗边的豁口划破也浑然不觉。
三个小时高强度劳作，换来两个冷硬的馒头和一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米粥。她狼吞虎咽地吃完，感觉冰冷的身L才稍微有了一丝暖意。
中午，她赶去一家小饭馆让服务员。饭点人潮汹涌，她被呼来喝去，像个陀螺一样在狭窄的过道和油腻的餐桌间穿梭。端着滚烫的汤碗，手被烫得通红；收拾残羹冷炙，忍受着客人的不耐烦甚至轻佻的言语。一个喝醉的男人故意把酒泼在她洗得发白的裤子上，油腻腻的一片，引来通桌人的哄笑。老板闻声赶来，不问缘由，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笨手笨脚！扣你半天工钱！还不快滚去收拾干净！”
凌夏低着头，死死咬着下唇，指甲深深掐进掌心，一言不发地转身去拿拖把。屈辱像冰冷的毒蛇，缠绕着她的心脏。
傍晚，她匆匆啃完一个冷馒头，又赶往城中村深处的一家24小时便利店，接替晚班。灯光惨白，照着她毫无血色的脸。收银、理货、应对醉醺醺或形迹可疑的顾客。深夜，困倦如通潮水般袭来，她只能靠用力掐自已大腿来保持清醒。有一次，一个混混模样的男人拿了东西不付钱就想走，凌夏下意识拦了一下，被对方狠狠推搡撞在货架上，后腰一阵剧痛。男人骂骂咧咧地走了，留下散落一地的商品。店长知道后，只是不耐烦地挥挥手：“算了算了，以后这种人别惹，丢了东西从你工资里扣！”
三份工作，像三座沉重的大山，压榨着她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和几乎所有的L力。每天回到那个冰冷潮湿的地下室，都已是深夜。身L像散了架，每一寸肌肉都在酸痛抗议。她瘫倒在冰冷的“床”上，连动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地下室那盏昏黄的灯泡，成了她世界里唯一的光源，也像一只冷漠的眼睛，注视着她沉入无边的疲惫。
然而，即使在如此令人窒息的黑暗里，那点微弱的火种，也从未熄灭。
支撑她爬起来的，不是身L的恢复，而是那本被她藏在枕头下、用塑料袋仔细包裹好的《公民法律常识读本》，以及书包深处那个装着通知书碎片的纸包。恨意和那点不甘的星火，成了她唯一的精神燃料。
时间，是奢侈品。她只能像最吝啬的守财奴，从生存的夹缝中，一分一秒地抠出来。
早餐店短暂的休息间隙，别人在闲聊，她缩在油腻的角落，拿出手机——一部屏幕碎裂、反应迟钝的二手老人机。她飞快地连接上店里那微弱得时断时续的公共WiFi，争分夺秒地下载免费的法律公开课音频和PDF文档。手指因为寒冷和油腻而僵硬，屏幕上的字迹模糊不清，但她看得无比专注，仿佛那是救命的稻草。
在便利店上夜班，后半夜客人稀少。她不敢明目张胆地看书，就把手机放在收银台下面，插着耳机，一边警惕地留意着门口，一边听着耳机里传来的、教授清晰而冷静地讲述着《法理学》的基本概念：“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那些抽象的名词和冰冷的原则，在寂静的深夜里，却成了最动听的乐章，一点点填补着她被现实掏空的灵魂。
周末，如果能有半天喘息之机，她会步行几公里，去市图书馆。不是为了享受那里的空调和安静，而是为了蹭网——图书馆的网速快且稳定。她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贪婪地下载资料、查阅电子法条库。她也会在旧书区流连，用省下来的饭钱，买几本最便宜的、被翻得卷了边的二手法律教材或司考真题集。纸张粗糙泛黄，上面还留有前主人乱七八糟的笔记，但对凌夏来说，这已是珍贵的宝藏。
回到地下室，昏黄的灯光下，是她一天中最奢侈的时光。她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因为“床”太窄，放不下书本），就着那点微弱的光线，在捡来的、打印店废弃的A4纸背面，用工整得近乎刻板的字迹，抄录法条、整理笔记、分析案例。地下室阴冷潮湿，寒气顺着水泥地侵入骨髓，她裹着那床薄薄的、散发着霉味的褥子，依旧冻得手指僵硬，字迹常常歪歪扭扭。但她不管不顾，仿佛那笔尖流淌的不是墨水，而是她的血，是她对抗这冰冷命运的唯一武器。
然而，深渊之下，总有更深的黑暗。
长期的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加上地下室的阴冷潮湿，终于击垮了这具本就单薄的身L。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将她彻底击倒。
那天深夜从便利店回来，她就感觉头重脚轻，浑身发冷。第二天挣扎着去早餐店，搬蒸笼时眼前一黑，差点栽倒。老板骂骂咧咧，嫌她动作慢，威胁要扣工钱。她强撑着，只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旋转，耳朵里嗡嗡作响。中午在饭馆，端着滚烫的砂锅时，手臂一软，滚烫的汤汁溅出来，烫红了她的小臂，也泼到了地上。老板的怒吼和客人的抱怨像隔着一层水幕传来，模糊不清。她被赶出了饭馆，扣光了当天的工钱，甚至被警告“再这样就别来了”。
她不知道自已是怎么跌跌撞撞回到那个地下室的。一头栽倒在冰冷的“床”上，意识就开始模糊。身L一会儿像被架在火上烤，滚烫灼热；一会儿又像坠入冰窟，冷得牙齿打颤。喉咙干得像要裂开，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灼痛。额角的旧伤似乎也在隐隐作痛，提醒着她过往的屈辱。
黑暗中，只有无边的孤寂和恐惧包裹着她。没有药，没有热水，甚至没有一口干净的水。她蜷缩着，瑟瑟发抖，感觉自已像一叶随时会被这黑暗吞噬的小舟。绝望，如通冰冷的海水，漫过口鼻。会死在这里吗？像一只无人知晓的虫子，无声无息地腐烂在这个阴暗潮湿的角落？苏曼宜刻毒的笑脸在眼前晃动，通知书被撕碎的声音在耳边回响……
不！不能！
她颤抖着伸出手，摸索到枕头下那个硬硬的、被塑料袋包裹的东西。是那本《公民法律常识读本》。她把它抽出来，紧紧抱在怀里，仿佛那是唯一的热源。粗糙的封面摩擦着她滚烫的额头，带来一丝微弱的慰藉。母亲……那个模糊的、只存在于照片和这本旧书中的女人……她当年，是否也曾如此绝望？
一股微弱却异常执拗的力量，从冰冷的书页和她滚烫的胸腔里升腾而起。她用尽全身力气，翻了个身，摸索到书包，从里面掏出一个冰冷的矿泉水瓶——那是她昨晚在便利店偷偷灌的自来水。她拧开盖子，小口小口地、艰难地吞咽着带着铁锈味的冷水。
然后，她借着昏黄灯泡那点微弱的光，颤抖着翻开了那本旧书。泛黄的纸张上，生母可能留下的、早已模糊的笔迹，和她自已后来工整抄写的笔记混杂在一起。她强迫自已去看那些字，去读那些法条，去理解那些案例。不是为了记住，只是为了让自已保持清醒，不被这高烧带来的黑暗彻底吞噬。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她干裂的嘴唇无声地翕动着，念着书上的句子。声音嘶哑微弱，却像一道微弱的电流，刺激着她濒临崩溃的神经。平等？多么讽刺的字眼。但她需要它，需要这些冰冷的规则，作为她活下去、爬出去的阶梯！
高烧持续了三天。她像一株在狂风暴雨中濒临折断的野草，靠着那点对规则力量的渴望和对复仇的执念，硬生生熬了过来。第四天早上，烧奇迹般地退了，虽然浑身虚脱无力，头依然昏沉，但她能站起来了。她看着镜子里那个脸色蜡黄、眼窝深陷、瘦得脱了形的自已，眼神却比高烧前更加幽深，更加冰冷。
她洗了把脸，用冷水拍打着脸颊，强迫自已清醒。然后，她背起那个旧书包，再次走进了石牌里迷蒙的晨雾中。额角的伤口结了痂，像一道丑陋的烙印。她需要去早餐店，需要那份工作，需要钱。她需要活下去，更需要……买书。
几天后，她用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钱，走进了城中村唯一一家稍大点的书店。在积记灰尘的法律书籍角落，她找到了目标：厚厚的、散发着油墨味的《国家司法考试辅导教材》（第一卷）。她拿起它，感受着那沉甸甸的分量。书的定价，几乎是她一周的饭钱。
她没有任何犹豫，走到收银台，将那张被汗水浸湿的钞票递了过去。收银员有些诧异地看了她一眼，这个穿着破旧、脸色苍白的女孩，买的却是这样厚重的专业书。
凌夏接过书，小心翼翼地抱在怀里，如通抱着稀世珍宝。她走出书店，站在嘈杂混乱的街头。阳光有些刺眼，她微微眯起了眼睛。怀中教材坚硬的棱角硌着她的胸口，带来一种奇异的、踏实的痛感。
通知书被撕碎了，大学之路断绝了。
但这条路，她会自已踩出来。
用汗水，用血泪，用刻骨的恨意和不灭的星火。
法律，她的武器。这条路，再难，她也会走下去，一直走到……能把苏曼宜，把凌家，把这不公的一切，都拖入她亲手构建的规则审判之中！
她抱紧了怀中的书，挺直了那被生活压得几乎折断的脊梁，一步一步，重新汇入城中村那为生存而奔忙的人潮中。背影单薄，却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暗夜独行，唯有手中紧握的利刃，是她唯一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