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两种不平等
北京e中高一六班，集中了一群成绩优秀的幸运少年。说他们幸运，不仅因为他们能够挤进这所水平一流的示范高中，还因他们大都有令人羡慕的家庭条件。高一六班家长属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的分别占81、284和365（见表6、7），明显高于全国社会阶层人数比例，在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两个指标上也颇具优势。这所精英中学里家境优越者汇聚，出身卑微者极少，与社会中的贫富结构相左，指示出某种不平等的发生。
尽管走后门者甚多，大部分学生还是凭借自己的力量通过了中考选拔，41名学生中，正常考入的学生有25人（含2名体育特长生）。在肤浅的自由主义平等观看来，凭分数进入的正式生应该是符合社会公正标准的。但他们的家庭出身不由使我们怀疑教育机会平等在其中的贯彻，这25名学生家长属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比全国水平（不含工、农）略低，但属于经理人员的是全国水平7倍。考察过他们从小到大的受教育经历才知，今天的顺利考取，是之前每一次教育投资累积的结果，是所有的家庭教育、课外辅导或为了择校的举家迁移共同累积的结果，资本通过这种方式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中考凭分数入学，是符合规则的，也是公平的。而此前无处不在的竞争同样符合规则，但显然是不公平的。这正是被西方学者们广泛诟病的他们社会中的教育不平等。但无论如何，入学时的公平竞争，已初步实现了自由主义的教育机会平等理想，西方学者在为下一阶段目标努力：用教育弥补上的差距，实现结果的平等。
如果说上述是教育机会的第一种不平等，高一六班另外16名分数线下的学生（3名有学籍、13名无学籍）构成了第二种不平等。他们公然违反了游戏规则，用强行插队的办法获得了入场券，学校对他们的准入，并非依据个人禀赋，而是依据资本实力。这16人的父母属于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及经理人员两个阶层的各占143和393（见表6、7），其家庭背景从各方面超越了正式生及全国平均水平，显示出造就第二种不平等的是什么阶层的人。社会上议论规则外择校类型中最难消除的便是“条子生”和“共建生”，前者是国家政治精英受益，后者是垄断经济集团受益，二者在高一六班的无学籍生中均有突出的反映。调查还显示，第一种不平等在这些家庭中有更突出的反映，但是因为靠着高中前教育的高投入仍然不能进入这所中学，于是采用了破坏规则的手段。
同为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上述两种类型差异极大。第一种不平等根源于社会的不平等，是难于消除的。消除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手段是完善筛选制度，但是社会无法控制筛选前的教育投资差异，无法阻挡一些家庭的高投入；拉平家庭收入更不是教育领域的事情。第一种不平等是竞争者们造就的，他们旺盛的动力，社会范畴中广泛存在不平等，最终削弱了精心设计的筛选制度。或者如“阶级亚文化论”的坚持者所说，家庭塑造着子女的性格特征和价值观，使得精英家庭的后代更容易在选拔精英的教育中胜出，因此只要存在阶层的差异就无法消除这样的不平等。第二种不平等应该是易于消除的，只要严格执行筛选制度即可。之所以盛行，在于它不是竞争者一方造就的，它是共谋。第一种不平等尽管难以消除，但是博弈中制度在提升和完善，它毕竟可能在日后为社会提供更为平等的教育机会。而当第二种不平等流行时，现有的规则已经变形，管理者愿意网开一面，于是制度的提升完善和规则的严格执行都变得没有意义，无法期待。
第一种不平等在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第二种不平等是中国特色。这是高度重视教育、低度执行规则所使然。但是说中国特色又不尽然，它似乎只是中国社会当下的特色。正如前文所说，自笔者1999年进入e中至2008年，无学籍生比例由5攀升至30，这种变化与教育产业后择校生的合法化不无关系。
[14]根据正常进入学生成绩得出，个别非正常录取学生数据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