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三文史哲是学习社会科学的基础
当今教师有两种授课方式，多数人用多媒体，我属于少数派。我崇尚古典演说家，从来不用多媒体，能不用稿子最好。要用，稿子也非常简单，就这么一张纸。教学设备毫无疑问应该兼顾这两种教师，可惜我们没有把这个细节做好。在重视细节的国家，比如日本、德国，这种事情绝无可能发生。细节决定胜负，我们这个民族在对待细节上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我对上课前的插曲（因服务于多媒体的设备不适合敝人，我们自己去调整，险些与管理人员发生冲突）做的点评。
很高兴能面对大家。这是真心话。我已经有四年多没在北大授课了。我身体很好，我想如果做俯卧撑，在座的男生有一半人不见得能比得过我。我热爱讲课。但是没办法，学校的规章就是这样，你不能再讲了，必须退休。我不明白是什么道理，非常荒诞。因为一个偶然机会，我系安排，我再讲一次课。这次课是特意给大家准备的，说得上是量身定制。虽然没有量你们的身体，问你们的期待，但是我想象你们会有一种需求，别的老师可能没有注意到，我来弥补一下。
文史哲是学习社会科学的基础。讲这样一个题目，可以从多个方面来入手。我是从这里来破题的：我想到一个顶级学者，甚至可以说是顶级中的顶级，王国维。此公1927年投湖自杀，离世89年了。他是我心目中近现代中国学者中的。你可能把分数伺候到了，但是你不热爱写作，从来没有认真思考如何真正地把文章写好。
你科举成功了，进了大学。大学也有写作课呀，比如自然科学论文写作、经济学论文写作等等。毫无疑问它对你有帮助，其特点是：对你的帮助是直接的，也是有限的。而我现在要给你指一下方向，我对你的帮助是间接的，但可能是无限的。你们居然没有嘲笑我：您口气太大了。专业写作课帮助你伺候某种八股，帮助你符合规格。而我希望你对文字有追求，希望你热爱美文，你只有热爱美文，对文字有了真正的自己的追求，你才能不在意分数，而在意写作能力的不断长进。我们每个学科当然有每个学科的写作规范，但是我们要提升文字的基础能力，毫无疑问地要从文学中吸收营养。我讲的文学是广义的文学，包括但不限于狭义的文学。文学这个字眼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是不大出现的。这个字眼我没有仔细考证过，我估计有可能是近代从日本文化反哺过来的。
现在我们一说文学，大家马上想到的就是小说、戏剧，其实这些在古代是不被高看的。为什么叫小说不叫大说？在古代被高看的是诗，所谓诗言志，小说不登大雅之堂。诗词、文章、元代兴起的杂曲，以后明清的小说，它们共同汇成文学宝库。宝库里的东西，是今人提升自己文字水准必须吸收的营养。但我所要说的这个文学，其实不限于这个。我给大家讲两个小段子。我认为，中国社会学界，两位先哲文字最好：潘光旦，费孝通。大家有兴趣可以读读《冯小青考·余论》。23岁的本科生潘光旦的这篇论文震动了梁启超，梁启超说：吾弟文章，思维之清澈可以做科学家，感情之充沛可以做文学家。如果其思维之清澈没有高超品质的文字托举，不可能受到梁启超这样高的评价。他的文字太好了，堪称社会学界写得符合规范了。这叫什么标准，太低下了吧。要能把自己的文章写得很好，就一定要热爱广义的文学，热爱精致的文字，自己下决心掌握这门手艺。
提高文字功力的方法，有三条。是改出来的。在座的有二年级的同学，你们上大学后也写过一些文章了。交上去的文章你改过几遍？你读过我的文章没有？你有什么感想，你觉得此人的文字看得过去吗？你给我打打分？费和潘我望尘莫及，但我觉得今天中国社会学界的同人，文字比我强的，我没看出有多少位。我写文章一般要改5遍，包括写小文章。你应该知道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吧。《边城》是他文学创作的巅峰。沈从文的一个表侄叫黄永玉，大画家，博学多才。黄永玉问沈从文，《边城》您改过多少遍？沈说：100多遍吧。你有文章改过10遍吗？你凭什么能把文章写好？你是天才？世上真有天才，王勃，周树人、周作人兄弟，潘光旦，但你不是，我也不是。我们的文章，要靠改出来。文字能力在修改的过程中提升。要是每次都改5遍的话，一年以后，你出手就是你当初二稿的水准。再过一年，你出手就是你当初三稿的水准。你的手眼都提升了。这是经验之谈。以我为例，以沈从文为例，希望这些话能进入你心中。
你说我不热爱，那没有什么办法，我的话说多了无聊。但你如果热爱了手段上怎么办呢？多改文章。这个路越早走越好，越晚越不好办。
下面我们转向哲学。什么叫哲学？简单说就是明白学。不明白能行吗？不行。何为明白？思想要有条理，有逻辑。哲学的学习能帮你提升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还不要紧吗？我们从下面这几个范畴来给大家来讲这个事儿，一个是概念，一个是逻辑，再有一个就是逻辑上的可能性。
的时候，每个关键词都要先定义一下，有时需要定义，有时不必定义，从你的字里行间，大家就能琢磨出你使用这个词的意思，不用这么拘泥。但是虽然没有定义，这个词是什么概念你要清楚，要明白，不能混淆。不然你在这个地方说这个词是一个意思，换了一个自然段是另一个意思，人家没法读懂，你想问题也想不明白，想不透彻。举个例子吧，空说的话，你们可能有点云里雾里。我读研究生是在1979年，那时我读了美国哲学泰斗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里面有这么一个段子。有一天詹姆斯跟着一些人去远足，走到一个林子里，前面一些人走到一棵树底下，看见树上有一只松鼠，这个松鼠看见人就躲着。人在树这边，松鼠就跑到树干的那一边，人跑到那边，松鼠就转到这边。大家就争论起来：我们是不是在围着松鼠转？有人说我们当然是一直围着松鼠转。也有人说我们其实一直跟它面对面的，没有围着它转。争论不可开交的时候，有人说：咱们别争论了，这儿有哲学家，请他来给大家评评理。詹姆斯听后说：好，我们先得说清什么叫“围着转”。如果“围着转”是指从它的东面走到南面走到西面走到北边，诸位，刚才我们就围着它转。如果是指从它的左边走到后边、右边、前面，则我们刚才没有围着它转。接着又说，中世纪哲学大师奥卡姆说：遇到矛盾，找出差别。在概念上自己一定要想清楚。
当你有了这样一种追求的时候，在提升逻辑能力上你上道了。写说理的文章，概念是砖石。砖石没有棱角，盖出房子不像样子。砖石一定有棱有角。当然要盖好房子，后面的工作还有很多挑战，但是首先概念要清晰。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
下面我们要说的是逻辑。要提升逻辑能力，是不是首先要读一本《逻辑学》？扯淡。这是中国式教学的误区，所以我要说句糙话，给个棒喝。逻辑学教材，也可以读一本，开卷有益，但真正提升你的逻辑能力的，可不是靠这本书。为什么这么说，它不是知识，是能力。提升它最好的手段就是论辩。在论辩中，你抓别人不合逻辑的地方，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听对手哪里不合逻辑；你也经受别人的挑战，别人挑你的毛病，唉哟，我怎么这么论证，糊涂了一点。如果你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就不停地去这么切磋的话，久了以后，你在逻辑上会变得非常敏感，对不合逻辑的一眼就能看见。你再论证的时候，就会较少犯错误。要如此提升。遗憾的是，我们的中学时代遇到了应试教育，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没有锻炼。我们的古人同样不大有这种锻炼，为什么？因为中国自隋唐就开始搞科举了，我们都是给人家交文章。当然八股文也有它的文脉，它的逻辑。但是我们在逻辑的维度上很少跟人家争论。争论是活的，常常立见高下；文章是死的，不经受别人挑战。你光告诉我结论不行，为什么是这样，你要给我几个论据。这个论据我不能同意，你还要再次阐述，几个回合下来，你有没有破绽马上就能看出来。文章是定格的东西，其中流行的定式会掩盖你的逻辑缺陷。跟人家去交换意见，去论辩，就容易发现毛病，这个过程会帮助你提升。这一点，应该是中国古代文明与希腊古代文明的重要差别。
你到图书馆找一本柏拉图的书，他的书基本上是在叙述苏格拉底的言行。苏格拉底就是在不停地争论，给学生一个命题：你觉得这样对吗？学生说对。我怎么看着不对呢？就开始跟学生辩论起来了。你觉得说谎好吗？说谎不好。说谎是在一切场合都不对吗？在一切场合都不对。那么，一个人病了，他不愿意吃药，太苦，我们把药放进做的饭里头，骗他吃了药；有时候说谎不是也有意义吗？苏格拉底讨论任何事情，都是不停地在跟学生论辩。不是告诉你一个命题，记住它，以后答卷的时候就这么答，这是唯一答案。我不是要告诉你很多答案，美其名曰知识。我是要提升你的一种能力，你跟我争论吧。这样的风气，在古希腊走到极端，形成了一个诡辩学派。诡辩学派是有它的功能的。苏格拉底保持着诡辩学派的积极一面，同时又克服了诡辩学派这些人的没有理想追求，为辩论而辩论。所以苏格拉底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苏格拉底教学法从来是这样的。这个教学法跟我们的读经的方法构成两个极端。我也不是一味地反对读经，我乐观其成，因为当下中国教育搞得这么糟，可以尝试古人的一些教学法，希望看到他们能有什么成果。但是对读经要不断地观察和反省，并且要有另外的参照。看看人家古希腊人为什么开辟了逻辑的大道。
你有空还可以读读穆勒的《自由论》。一个真理，不是把它背下来了，你就掌握了。你需要不断和人交锋、论辩，以加深对某个思想的理解。不仅逻辑，文字也是这样。我们不是要增加知识，是要提升能力，提升逻辑和文字的能力。
我们学习哲学，不是要做哲学家，不是要调换院系去学哲学，而是要通过学习哲学提升自己。我说了概念，说了逻辑，下面说发现逻辑上的可能性。有好多事情，逻辑上不是只有一种可能性。就像下棋一样，他走了这步棋，下面你的选择有好几种可能性。很多事情不仅是一步步往前推，你首先应该能发现逻辑上有多少种可能性。有的逻辑上的可能性在现实中不存在。但是你首先要发现从逻辑上到底有多少可能性。你要有个交代，要充分看到逻辑上的可能性。这就要考验你的认识和分析能力了。只有当你看到了逻辑上的多种可能性，你的选择是在一个比较广泛的基础上的时候，而不是认为只有这一个，你才能找到好的答案。这是一个挑战。在你展开你丰富想象的时候，与此同时，仍然能严格地合乎逻辑，这时候你就获得了一种逻辑的力量。
王国维的文章为什么这么有力量，就是因为他沐浴了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的同时，又沐浴了西方的哲学，所以他写出的文章没有滥情。我看到很多研究文学的人，谈论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不靠谱。就连风格，我们看起来都觉得很不舒服。为什么这样呢？他们太滥情了，太不会说理了，思考问题太不合逻辑了。他们的概念都模棱两可，不清晰。他没有受过哲学的洗礼。
什么是文学，文学是在遣词造句上下了最大功夫的一门手艺。通过学习文学，久而久之，你在遣词造句上变得游刃有余，取舍从容。而如果与此同时你又受到哲学的洗礼，你的思想是清澈的、合乎逻辑的。有了这两个支点，就和仅仅受到文学的洗礼很不一样了。
我们还要谈就不精确，而没有文字，文章就不深刻。但我还是认为，叙事法也是社会学的首要的表述方式。叙事法是一种古老的表达方式，历史学使用得最久，著述最多。因此我们要向历史学作品学习。我们其实都是在努力讲出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我们跟虚构的差别，但实际上我们最终也是在营造一个故事，都要寻找和筛选材料，没有料，你还说什么呢？
有个优秀出版家，江湖绰号老六，编辑《读库》。老六判断好文章的口头禅是：有料，有种，有趣。有料，是历史学和社会学有别于哲学的特质。社会学中也有走抽象的路子、做纯理论的人。一方面这不可能是社会学的主流。另一方面，在同学们这个阶段，要走“经验研究”的路子。我从来不说“实证研究”，它是自然科学的路子，我们高攀不上。成功的社会学作品依赖两个支点：理论发现和事实发现。后者比较容易达到。前者对职业学者都是难乎其难，遑论同学们所处的这个阶段。这也是为什么实验物理学家比理论物理学家多得多的原因。后者的地位更高，但那条路很难走通。有种，就是有性格，具备一些有冲击力的、反主流的思想。有趣，你写东西没趣的话，谁来看？不幸的是大批的学者，特别是中国的学者，写出了大批极其无趣的东西。他们为什么写出这么多这么无趣的东西？他们在写作品的时候，自己一点乐趣都没有。鄙人不管写哪个东西，不管是大书还是小文，都是乐在其中的。伟大的作品的创作过程，一定有趣。如果无趣，就肯定写不出有趣的东西。世间最伟大的创作是什么？是人的制造，人口的生产。造人的过程当中没趣吗？造人的过程最有趣，所以完成了最伟大的作品。大家一点反应都没有，听着无趣？
学历史学，还有一个非常要紧的收益，就是获得历史感。这是非常要紧的事情。经济学界有句老话，叫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儿，这是一个准真理的命题。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儿？其实阳光底下还是有的。原子弹爆炸，阿波罗登月，人的克隆，这些事不是新鲜事儿？但是博弈场中很多伎俩，还有人类社会中的制度，其实就这么多方式和内容。更多的新东西发生在科学领域。但是这句话还是有相当的道理。阳光底下既然少有新鲜事，那么今天你要分析一个事件，你要有开阔的视角，还要追踪脉络，看它的前身后世，除了之前的类似事件，还要看前人对当时的事件的分析评判。这样，你在展开分析的时候，就不单薄，有后盾，有多个参照。你是两个眼睛看东西，一下能把这杯子抓住。一个眼睛看事物的话，可能一伸手没抓到，因为没有纵深感、位置感。
哪怕你做一个小题目，你要看这个小题目的时间、现象、背景、人物，以及在社会环境中的位置。你的文章可以不过多地讲述背景，但是写这个文章时你脑子里一定要有背景。因为只有你脑子里有了“景深”，你对事件、对人物才会有较好的把握。明白了背景，你的分寸才可能对头。你才不是孤立地看待这个事件、这个人、这场博弈，你知道来龙去脉。
我们看到，很多历史学家是不太有历史感的。很多哲学家反倒有历史感，马克思、雅斯贝尔斯这样的人，更有历史感，当然他们的历史学知识也非常之渊博。但我们去学习历史，不是专业干历史。专业干历史容易见木不见林。吃专业饭，东西要做得精一点。历史学是很难学的东西，很多题目前人做过了，我要再写，那当然要写得更精细了。这样转来转去，最后变得见木不见林，没有历史感。不过走到这一步也不容易，你要真见木不见林的话，你历史学学得够深的了。眼下你做一个业余爱好者，学不了那么深，所以你不大容易犯人家的职业病。今天的很多社会现象、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等等，你主要是关心这个。而回过头来，你去读一些历史学著作，能帮你提升历史感。历史感是一个非常要害的素养，有了历史感，你看这事情就有纵深了，就不单薄，不孤立了。我们要有一种关怀，有认识很多事物、制度的演变的愿望，这样无论在理解还是在表述上，你都会有很大提升。
以上非常纲要地讲述了，文史哲是我们学习社会科学的基础。准备这个演讲时我也在反省。从骨子里说，我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我是一个怀疑论者，一个不可知论者。这样的人，要是搞科学比较占便宜，但是可惜我也没干科学。设计好了给大家讲的这个提纲以后我就在想，我给大家说这番话的意义何在？要跟大家谈一个和大家密切相关的事情，成才之路。大家来到这，当然都很希望自己成才。这是个问题了，如何成才？科学的问题常常有唯一解，我给大家的是唯一的解吗？我想不是，不管我怎么拔高，说这非常重要，我给你们指出的路非常重要，但是反过来必须怀疑自己说的东西，我是个怀疑论者。
我说的东西是真理吗？成才就这一条道？有很多专家兴趣很窄，最后做得挺不错的。比如说大家可能知道有个数学家陈景润，人家不关心文、史、哲。钱钟书当年数学不及格。需要那么广博的基础吗？我无言以对。就是窄了，也不是不能成才。你就是讲了你的道理，你也不要那么偏颇，不要那么狭隘，就认为这道理都在你手里头。我承认，有的专家很窄，也成才了，也做了很大贡献，条条大道通罗马。
我只是向大家讲述这样一条道路。王国维，太伟大的一个学人，他是靠金字塔形模式，靠将根基伸展开。其实除了文史哲，我们还要注意吸收更多学科的营养。我给大家一个学科的主观排序。主观也不光是个人兴趣，也是理解，但是理解跟兴趣也是交织在一起的。我的排序是这样的。
生物学。你们是21世纪的人，你们人格的塑造、知识结构的塑造，都是在21世纪完成的。我的重心是在20世纪。20世纪结束的时候，我已经五十岁，我的知识吸纳器已经不是海绵了。我的人格，我的世界观，都在20世纪形成。但是就像我这样一个人，还在疯狂地阅读生物学。我写了一本书，是我的三四本比较满意的著作中的一本。其实这本书不是我的著作，是我的读书札记，这本书原来的名字就叫《阅读生物学札记》。后来出修订版，更名《神似祖先》。我的这门课“生物学对社会科学的启示”，在北大一直非常叫座，一直是限定上课名额。我个人的习惯，一门课我讲三四轮就不讲了，因为在讲三四轮的时候教学相长，我就会写出一本书来。以后这门课就画句号，就不上了。书都有了，你自个儿读去吧，没必要再上。但是这门课不是，一直在上，欲罢不能。
你们一定要吸收点生物学思想。有人说，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还有人说21世纪是脑科学的世纪。这些话都不离谱，你们怎么能不学这个呢？面对生物学，你们的兄长们壁垒分明。有人痴迷，上这课的同学提问非常踊跃。但还有一拨人坚决拒斥：咱们不是学习社会科学吗，人是文化的产物，不是动物。我认为不接触就拒斥，是不可思议的。并且人不是机器，不是天使，人就是动物，扎扎实实地是个动物，你有文化就能把动物性抹掉吗？怎么不从动物的这个视角去理解一下自身呢？对不对？如果把这个视角都剥夺了的话，就无法理解人类了。这是个非常要紧的学科。现在21世纪最有解释力的是什么呢？就是达尔文开创的进化论。我五十多岁的时候侥幸阅读了生物学。我写《信任论》的时候在国家图书馆，翻到一本生物学著作，最后一章谈信任。怎么生物学著作也谈信任？我借回家一读，就走火入魔了，一直到今天。十几年中，阅读生物学的数量都是高于阅读社会科学，我家现在藏有生物学的书将近200本，我读完了其中的150本。各位，生物学是一定要读的。
还有心理学。我不是随便给大家说的，是排序的。生物学，心理学，下面是政治学。中国没有独立于政治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再下面是经济学，不幸，经济学才排在，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也没少写作文，但是中学和大学的一个本质区别是什么呢？中学的时候是命题作文，解题是人家甩给你的习题。现在的这个学习方式，跟中学学习方式完全不同，你早点认识到这个转变，早点转换学习方式。你要是还按中学的路径走，那你智商再高，也没有前途，只能越学越傻。因为现在我们开始学的就不再是写命题作文了，我们的绝大多数作业，我们的毕业论文，通通都是自己选题。
我们要学会选题，选题是一种智慧，做某个题目是一个智慧，选题是更大的一种智慧。说到钱钟书。其实这个学者在我心目中不是位置特别高，但是我觉得《围城》是一部很好的小说。书名起得也好，非常富有哲理。里面的人想出来，外头的人想进去。其实这个想进去、想出来不仅是一个空间，也是一种时间。岁数大的人愿意装嫩，年轻人愿意装老成。辛弃疾词：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都是这样。我跟大家说，不要装，你装老成干什么呀，结果你什么也不是。你慢慢会老成的，你还怕它不来吗？你千万不要装，你要珍惜现在的自己。一个人如果在北京住了二三十年了，一些老生活方式、老习惯里边的一些问题，他看不见。但是如果外省人来了，马上就看见，眼光新鲜。老北京人看不出来了，熟视无睹了。你们就相当于一个外省来的人，你们不仅从一个不同的空间来到这里，你们还是地道的新人。你们开始学习社会学，看到诸多的社会现象。你们是带着新鲜眼光来的。但是你们中的一些人偏要装老成：前辈他们都写什么课题，我们也跟着写。为什么要这样？不要写命题作文。要忠实于自己的天赋，自己既然是个新鲜的人，什么东西对你有刺激，赶紧想这个事儿，抓住它分析。它可能成为你的一个习作的题目。你现在有多少优势？你读书上不能跟我比，你没有优势。你有一点优势，就是眼光非常新鲜、敏感。我相对迟钝了，我见怪不怪了，你见怪就怪。这就很好，你必须抓住它，这是你的本钱。不要用成年学者的见解，代替自己的感受。
第二点跟大家说的，要非常重视思考、分析、解释自己熟悉的生活和世界。每个人有自己一段生活史，每个人成长的环境都有程度不同的差别。像我们这样一个班级，学生来自多少个省市，要有30多个。每个人走到今天的轨迹都不一样，要非常珍惜自己曾经走过的轨迹。现在学这个学科，我们的阅历不够丰富，但是我们也有一段阅历，要非常重视拿我们学到的方法和理论，来观察你们所熟悉的东西。这样便利，这样用不着去跟着老师加入一个课题组。你有你熟悉的东西，分析它，第一便利，第二深入，还没有开始调查呢，就已经知道这桩事情的一半了。放假回老家，如果再补充点调查，就齐全了，事半功倍，能理解得深入。如果要你了解一些不太熟悉的场景、人物，调查了几个月，你所了解的情况，可能还达不到你对家乡的一些人物、事件未做专门调查的那种程度。那么熟悉的事情自己都不能给出一个像样的解释，凭什么接触一个新鲜事儿还没几天，就能给一个很好的解释。
这是个试金石。其实你们进入这个学校开始学习，也会不断反省。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道自己不容易。我适合学社会学吗，我适合做学者吗，日后是读研还是去做实际工作，要不断审视自己有没有做研究的眼光，有没有分析力。拿什么去审视？对自己最熟悉的东西的分析和研究。我教过的两门课选学的人最多，一个是“生物学对社会科学的启示”，还有一门课就是“教育社会学”。后一门课上，我在追求一个副产品，因此上的轮数比较多。就是汇集同学们的优秀作业，编成了一本书《科场现形记》。这门课上，我讲我的理论，我对教育的看法，成就了一本书《吾国教育病理》。同时呢，要求每个上我课的同学去深入地调查一个个案，调查某种教育现象，写出一篇报告。在我的指引下，很多同学写出很好的作业。你现在18岁、19岁，你大段的日子在做什么？受教育。工厂里的事，部队里的事，官场里的事，你不知道。教育对你来说却是亲身经历，是你知道最多的，你形不成一点看法？你学了这么多理论，这么多方法，你对自己的教育经历形不成一点看法，做不出一定的分析，这是说不过去的。要通过它来锻炼自己和判断自己。
这是我在选题上对大家的期望。这点和好多老师也不一样，很多老师巴不得让学生很快就成小大人，一味注意追踪学者们做什么题目，然后跟他们靠拢。靠来靠去，完全没有了自我。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题目。不做小大人，珍惜一个少年的敏感。
（2016年11月7日在北大社会学系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