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层次要清楚。干净利索不仅要体现在字句上，而且要体现在层次和段落上。因此要分章，分节，各有标题。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标题等级不要太多。我看有三级标题就够了：一是论文题目，二是每章的题目，三是章的下面分节，每节有题目。题目层次不宜更多，更多会将文字切割过碎，伤害叙事，破坏可读性。题目层次不要太多，不是说文章不需要有较多的层次。文章的更多的层次，可以在段落转换中解决，换一个自然段就行了。眼睛是很敏感和挑剔的。换一个自然段，既跳跃，又保持紧凑。换一节，乃至设置一个标题，就是一道沟坎了。因此，为保持文章的紧凑，就要保持较长的、没有隔断的叙述，这样标题的等级就不可太多。
二、论文格式：参考书目与注释
格式是形式的东西，表面的东西。当然不是最重要。它比较容易达到，但也必须达到，这是对专业人士的要求，是学院派必备的风格和规范。北大的师生当然是学院派了，中国一流大学嘛。别跟我说世界一流，羞死我了，我们差得远。但矬子里拔将军，中国一流当之无愧。既然做了中国一流，就要和世界接轨，论文格式就要规范。
多了不讲，就讲书目和注释的格式。这二者是不同的。标明出处的——该观点、该引文出自哪篇论文、哪部著作，放在参考书目中。做其他说明的，放在注释中。学术论文有可能没有注释，作者将要说明的大小事情都放在正文里面了，这不新鲜。但书目不可能没有。参考书目放在正文的后面。注释可以放在页下，所谓页下注，也可以放在正文后面。正文后面既有注释，又有参考书目的，也常见到。只要二者区分开了。
注释的格式问题不大，不规范主要发生在书目中。口说无凭，别人也很难理解我说的是什么。下面是我过去写过的学术著作中的一个片段，内容可忽略不计，要你细看的是书目方式。
以洛克、霍布斯为代表的启蒙学者，和以韦伯、杜尔凯姆为代表的古典社会学家们，兴趣广博，视野宽阔，他们的研究自然关联到信任问题，甚至提到信任这一概念，但他们几乎都没有对此做过专门的论述。我们不必奢望从那里找到信任的“富矿”。
但齐美尔是个例外。齐美尔说：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sil1978：178–179）。他说：
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的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几乎没有一种关系是完全建立在对他人的确切了解之上的。如果信任不能像理性证据或亲自观察一样，或更为强有力，几乎一切关系都不能持久。（靠着信任的功能）个体的、起伏不定的内部生活现实地采取了固定的、牢靠之特征的关系方式。现代生活在远比通常了解的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他人诚实的信任之上。（sil
1950：326，386，313）
齐美尔不仅论述了一般意义上的信任，在其1900年出版的《货币哲学》中从信任的视角对金钱——这种制度化象征物做出深刻的透视。他说，金钱是一种对交换能够兑现的许诺。
金钱的占有所给予个人的安全感是对社会—政治组织和秩序的信任的最集中和直接的形式和体现。（sil
1950：179）
齐美尔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隔代影响。
自齐美尔去世后，信任的研究几乎被遗忘，半个世纪后才猛然苏醒。这一视角被多个学科重新发现。
心理学家多依奇（deutsch）是后面，也有放在全文最后面的。
西方当代书目标明方式和中国传统方式，优劣对比如下。
按照中国传统方式，即阿拉伯序号标明出处的方式，如果用页下注，则该文章缺少一个总书目，显然对读者不够方便。如果放在全文后面，虽然书目集中在一起，但序号是按正文叙述顺序走的，没有内在规律可循，并且重复严重——有些书引用过多次，读者查找起来还是不方便。
按照西方当代的方式，正文后有一个总书目。不管一本书被引用多少次，反映在总书目中，没有任何重复。书目中每个条款按照作者姓氏的拼音顺序排列。注意，是姓，不是名。姓氏相同，才比较名字的拼音顺序。这样的书目干净、清爽，易查找。
还有一个差别是，按中国传统的方式，正文中引语后有一个阿拉伯数字做序号。
西方当代的方式则是正文中引语后面有个括号，如果引用的是论文，括号中是作者姓名、年代，如果引用的是著作，括号中是作者姓名、年代、（引文在该书的）页码。
看起来，似乎中国传统的方式在正文中更省地方，更干净。但是西方当代的方式，虽在正文中多占了一点空间，却增加了两个信息，其一引文作者是谁，其二那个观点产生于何时。无疑，了解这两点对读者当下的阅读是有帮助的。因此占据一点空间，绝不浪费。
西方当代的书目方式接近完美。
时下同学们的论文书目方式，有以下不当之处。当然学者们一样了，不然同学们的方式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后书目中常常标上阿拉伯数字做序号。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既不能方便查找，也没有必要告诉读者书名中总共有多少文献，没有读者关心这个。
第二，常常有人在书目中标明作者的国别。其实没有必要。该条目已经显示这个文献是何种文字，这就够了。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学者流动性很大。很多作者是双重或多重国籍。我们不可能标明其全部国籍，以及变化的轨迹，也不清楚作者的哪个身份更重要。读者要关心该作者更多的信息可以自己去寻找。
第三，常有人在书目中标明出版城市，其实只标明出版社或出版公司就够了。
第四，常有人在总书目中标上页码。正文中已经有了页码，且书目中的某些书在正文中引用多次。这样没有必要，且破坏了书目的干净清爽。
第五，常有人在书目中每条目的起首处空两格，该条目如果不止一行，其后各行顶格。这样不好。多数条目不长，很多条目本来一行就够，却因为左边空了两格，要占两行了，不经济。更重要的是，这种设计是按作者姓名排列的，姓名顶头看着才清爽。正确的格式是，每条目首行起头处左边顶格。如果该条目不止一行，其后各行左边空两格。
第六，最频繁发生的错误是，很多人排列外文文献时，搞不清姓和名的差别，常常以名字来排列。务必以姓氏排列，最好姓氏放在前面，名字放在其后，中间加一个逗号，比如：weber，ax。同学们的这种错误得不到纠正，是因为很多教师也搞错。我系一位教师将参评教授的代表作送给我，参考书目中竟屡屡出现这种错误。不误人子弟也难。
关于书目格式，我有两点心得，因此对此格式有小小的改善，也告诉大家，希望被更多的同人效仿，最终成为规范。毋庸置疑，当今学术上是西风压倒东风。西方的学术水平高，我们很多参考书目是西方著作的中译本。中译本存在两个年份，原作出版年，译作出版年。人们通常的方式，正文括号内标明的是中译本出版年份。我以为，如此就失去了此种方式的一个优势——阅读时极为便利地了解了这个观点产生的年代。我的处理方式是，查出原作年份，正文中写的是原作年份。参考书目中做如下处理，比如：“吉登斯1991/1998：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1是原作出版年份，1998是译作出版年份。这样就兼顾了两个信息，且干净利索，不多占空间。
第二点是我发现，国外学者的多数著作中正文和参考书目中都是：作者姓名，逗号，年代，比如：“吉登斯，1991/1998”。只有少数是：作者姓名+空格+年代，比如：“吉登斯1991/1998”。我觉得这一方式更好，既然空格可以完成，何必要逗号呢？简洁是美。干净利索能带来好心情。我看到有些港台学术书参考书目中的书籍名称不带书名号，我觉得非常干净。正文中书名号有必要，不然就同其他文字混淆了。参考书目中没有多余的文字，混淆不了，要书名号做甚？论文名称带引号，这样书名同论文名也混淆不了。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洁癖追求，还未被多数人接受，也不强求你。
世间是物质的，功利的，充满缺憾。学术是精神王国，是一桩企图追求完美的游戏。格式当体现其完美之追求。艺术家可以蓬头垢面，但其手中的活计必是精雕细琢。我在这里讲课一向便装，但我的论文及格式一丝不苟。因为衣履乃世俗之勾当，论文则是一个真正学人心智之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