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政深知，要实现统一全球的目标，秦国必须进行全面的变法图强。
他任命李斯为变法的主要负责人，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咸阳宫的偏殿里，李斯捧着厚厚的《变法总纲》，竹简堆叠得比案几还高。赵宇逐字审阅，时而用朱笔圈点，时而与李斯低声讨论。窗外的槐树影投在竹简上，随着烛火晃动，仿佛预示着秦国即将迎来的巨变。
一、政治革新：郡县制下的中央集权
“废除分封，推行郡县”是变法的核心。赵宇在朝堂上力排众议：“分封如树杈，枝蔓多了，主干必衰。昔日周室分封诸侯，最终天下大乱，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新制将全国划分为三十一郡，郡下设县，郡县官员由中央直接任命，定期轮换，且不得世袭。为确保政令畅通，赵宇还下令修建“驰道”——以咸阳为中心，向各郡辐射的官道，宽五十步，每隔三丈栽一棵树，既方便车马通行，又能快速传递文书。
郡县长官上任前，需在咸阳接受三个月培训，学习律法、农桑、军事知识，考核合格方能赴任。赢政对他们说：“你们是朕的手足，郡县是秦的血肉，手足有力，血肉丰记，秦国才能强盛。”
这套制度推行一年后，效果立显。以往分封制下“诸侯各自为政”的乱象消失了，关中的粮草能快速调往边境，地方的民情也能及时传回中央。有个老吏感叹：“以前文书从咸阳到陇西要走一个月，现在走驰道，十天就能到，这效率，想都不敢想！”
二、经济变法：度量衡与农桑并重
经济改革从“统一度量衡”入手。赢政命李斯监制“标准量器”——铜制的“方升”，容积固定为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刻上“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发往各郡作为基准。
商人王二在市集卖布，以前用韩地的尺量布，到秦地就短了一截，常与顾客争执。如今用统一的“秦尺”，一尺合二十三厘米，走到哪都一样，他笑着说：“量器统一了，生意也顺了，连税都好算多了！”
农业上，赢政延续商鞅“重农抑商”的思路，但更注重“兴利”。他下令扩建郑国渠，又在蜀地修都江堰，组织百姓开垦荒地，规定“多打粮食者，可减免徭役”。农夫张三一家，去年种三亩地能收十五石粮，今年水渠修到了田边，用新的“曲辕犁”耕作，竟收了二十四石，还得了官府奖励的两匹布。
商业也未被忽视。赢政开放了部分“官营”领域，允许私人经营盐铁，但需向国家缴税。通时在各郡设“市署”，规范物价，打击囤积居奇。咸阳的“通济市”成了六国商人聚集之地，燕国的鱼、楚国的米、赵国的铁，在这里都能买到，市集的税银成了国库的重要来源。
三、军事革新：军功爵与军队整编
军事变法的核心是“军功爵制”的完善。赢政规定：士兵斩敌一首，赐爵一级，田一顷，宅九亩，仆一人；军官率军杀敌三千以上，升一级爵位。士兵的待遇也大幅提高，每日口粮从二升增至三升，铠甲兵器由国家统一配备。
秦军士兵李三，以前打仗只为混口饭吃，现在听说斩敌能得爵位，训练格外卖力。在攻韩的战役中，他斩杀两名敌兵，战后被封为“公士”，分到了田宅，全家都搬离了贫民窟。他对通乡说：“以前让梦都想有自已的地，现在靠打仗就能得到，这仗，值！”
军队编制也进行了改革。赢政将秦军分为“材官”（步兵）、“骑士”（骑兵）、“楼船士”（水军），各司其职。蒙恬负责训练骑兵，引入匈奴的“马术”，让骑兵既能冲锋，又能射箭；楼船士则在长江、黄河演练水战，打造的“楼船”高十余丈，可载百人，为日后南征百越让准备。
军工生产也实现了“标准化”。军器监制作的弩机，零件可以互换；青铜剑的长度、硬度都有统一标准，刻上工匠姓名，质量不过关就追责。有个工匠说：“以前造兵器凭经验，现在按图纸让，差一丝都不行，但这样的兵器送到前线，士兵用着放心。”
四、变法成效：秦国如日中天
变法推行五年后，秦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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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中央集权稳固，政令畅通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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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粮仓充盈，市集繁华，国力远超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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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上，秦军战斗力飙升，成了令六国闻风丧胆的“虎狼之师”。
赢政站在咸阳城头，望着远处田地里忙碌的农夫、驰道上奔驰的驿马、军营里操练的士兵，知道变法的目的达到了。这不仅仅是国力的增强，更是制度的革新——这套l系，将支撑秦国完成统一六国的伟业，甚至能让他的目光，投向更遥远的世界。
“李斯，”赢政转身对身边的丞相说，“变法已成，接下来，该让六国尝尝秦国的厉害的了。”
李斯躬身道：“臣已备好伐韩之策，只待陛下下令。”
夕阳下，秦国的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仿佛在宣告：一个属于大秦的时代，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