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七年，北平的初秋总带着三分肃杀。凌羡初七岁，已能把《论语》背得滚瓜烂熟，却更爱躲在书房角落，看父亲书架上那些烫着金字的外文书。阳光透过雕花木窗，在他素色的长衫上投下斑驳的影，他指尖划过书页上的拉丁字母，像在破译某种神秘的密码。
凌家的西席是前清举人，教他诗词歌赋时总摇头晃脑：“羡初这孩子，坐得住，却少了些少年气。”可每当西席讲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他总会抬眼问：“先生，若天下无道，该守经还是权变？”西席被问得一怔，看着他沉静如深潭的眼，忽然觉得这孩子心里，藏着比同龄人重得多的山。
他学琴，不喜《梅花三弄》的张扬，独爱《平沙落雁》的旷远。指尖在琴弦上起落时，廊下的玉兰花瓣会跟着颤，仿佛连草木都在听他指尖流淌的心事。有回凌越泽偶然经过，听着琴声里的疏淡，眉头微蹙：“我凌家的男儿，该学《广陵散》的烈。”凌羡初没抬头，只缓缓收了琴：“烈易折，淡能久。”
这年冬，凌越泽带他去参加外国公使的晚宴。水晶灯映着满室华服，洋人举杯时的笑语里夹着傲慢。有人考他英文，他从容应答，说起莎翁的《哈姆雷特》，竟能与公使秘书辩论几句“生存还是毁灭”的深意。回家的马车上，凌越泽看着他被冻得发红的鼻尖：“这些洋学问，不过是敲门砖。”他裹紧了披风：“砖能铺路，也能垒墙。”
同一时节的苏州，随若忆四岁，正趴在案头看江黛云抄《金刚经》。她不吵着要糖吃，只伸出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描那些端庄的小楷。江黛云笑着把她抱到膝头：“若忆，佛经里的‘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她眨眨眼，指着窗外飘落的雨：“像雨落在水里，不见了，却让鱼更活了。”
随景带回来的外文报纸，她总爱倒着看。有回随景教她认“自由”的英文，她指着报上的照片：“父亲，那些举旗子的人，眼睛里的光和夜校的工人一样。”随景心头一动，把她抱到书架前，抽出一本《天演论》：“你看，物竞天择，可人与人，该互助才对。”她似懂非懂，却记住了“互助。
她学画，不爱工笔花鸟的精致，偏爱写意山水的留白。墨汁在宣纸上晕开时，她会对着空白处发呆，说那里“住着风”。江黛云教她下棋，她从不贪子，总在看似吃亏时忽然落子，逼得母亲不得不认输。“若忆的棋，像她的人，藏着后招。”江黛云笑着对随景说，随景却望着女儿专注的侧脸，想起她周岁时抓的那本《少年中国》。
民国九年，凌羡初九岁，已能通读《资治通鉴》。他在书里夹了许多小纸条，写着“秦亡于暴，隋亡于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西席见了，叹道：“你这哪里是读书，是在断案。”他却从书里抬起头，望着庭院里被风吹折的玉兰枝：“史书是前人的案宗，读明白了，才知道路该往哪走。”同年他开始学德文，为了读原版的《资本论》。凌越泽发现时，把书扔在地上：“这些异端邪说，会毁了凌家！”他默默捡起书，拍去灰尘：“父亲，书里的道理，和孔孟说的‘民为贵’，原是相通的。”凌越泽气得扬手要打，却在看到他眼里中的清明时，硬生生停了手。
苏州，随若忆跟着随景去了南京。在夫子庙的书摊前，她指着一本《女诫》皱眉头：“母亲，为何女子就该卑弱，秋瑾不是说‘休言女子非英物’吗？”江黛云蹲下来，替她理了理额前的碎发：“旧纸堆里的道理，不合时宜了，就该像换衣裳一样换掉。”她点点头，把身上的绣花袄子往下拽了拽：“我更喜欢爹爹做的短衫，跑起来方便。”
她跟着父亲去拜访一位留洋归来的女先生，见对方用显微镜观察细菌，忽然问：“这些小虫子，和世间的不公，是不是一样的？看不见，却害人。”女先生惊讶地看着她：“小姑娘，你说得真好。所以我们才要睁大眼睛，学更多本事。”那天回家的路上，她对随景说：“爹爹，我想学医，治好看得见的病，也治这世道的病。”
民国十年，北平的雪下得格外大。凌羡初站在廊下看雪，手里拿着本《稼轩词》。读到“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时，他轻轻叹了口气。管家在旁听见，笑道：“少爷也想学岳武穆？”他摇摇头，望着墙外漫天的飞雪：“我想做那扫雪的人，不一定留名，却能让路好走些。”
随若忆在灯下临摹《兰亭序》。字迹已有了几分风骨，不像闺阁女子的娟秀，倒带着些男子的洒脱。随景走进来，见她在“死生亦大矣”旁边画了个太阳，笑着问：“这是何意？”她放下笔，看着窗外的阳光：“死是冷的，生该是暖的，像太阳一样。”
两个孩子，隔着千里的风雪与烟雨，一个在北平的深宅里悟透了“藏锋”，一个在江南的庭院里参透了“向光”。他们都不知道，命运的丝线早已在暗处缠绕，只等一场相遇，让这两块各自打磨的玉，在时代的熔炉里，映照出彼此的光华。
民国十三年的梅雨季，苏州的雨下得缠缠绵绵。随若忆七岁生辰那日，随家来了位北平的客人，是凌家的管家。他捧着个描金漆盒，对随景与江黛云作揖：“夫人惦记着小姐，特意送些贺礼来。”随若忆正在廊下喂鱼，听见动静，回过头。她穿着件月白的短衫，头发松松地挽着，腕上戴着串简单的菩提子。老管家看见她，眼睛一亮：“小姐生得真好，和当年的江夫人一个模样。”
江黛云接过漆盒，打开时，里面躺着支赤金点翠的步摇，还有一张泛黄的帖子。江黛云的指尖触到帖子上“婚约”二字时，轻轻颤了一下。“这是……”江黛云的声音有些发紧。老管家陪笑道：“是凌家与随家早年定下的，随小姐与凌家大公子凌羡初，原是有婚约的。家中夫人说，如今孩子们都大了，该提上日程了。”
随若忆不知何时走了过来，踮起脚尖看那帖子。上面的字迹她认得，是很讲究的馆阁体。“情谊若是成了捆人的绳子，不要也罢。”随若忆忽然开口，声音清清脆脆的，像檐角滴落的雨珠。管家被随若忆说得哑口无言，讪讪地告辞了。江黛云却叹了口气：“忆宝，凌家在北平势力庞大，这话怕是会得罪人。”她仰起脸，看着廊外的雨帘：“母亲，心里不愿意的事，装样子也装不像。就像这雨，总要落到该落的地方。”
几日后，随家收到北平的回信，凌越泽只淡淡提了句“童言无忌”，但婚约仍然是作数的。随若忆把那支点翠步摇扔进了妆匣最底层，转身去看《天演论》。在她看来，那婚约就像书页里夹着的枯花瓣，除了占地方，没什么用处。这年秋，随家决定搬到上海。随景的进步活动在苏州已引起注意，上海的租界虽鱼龙混杂，却能为同志们提供更隐蔽的联络点。临行前，随若忆去了趟夜校，那些曾教她认字的工人，送了她一本手抄的《药》“随姑娘到了上海，别忘了我们这些苦命人。”她点点头，把书抱在怀里：“我会学更多本事，回来帮你们。”
搬家的船在黄浦江上行驶时，随若忆站在甲板上，看两岸的高楼像春笋一样冒出来。有洋人穿着西装走过，有黄包车夫在码头边吆喝，还有学生举着横幅喊口号。她忽然对随景说：“父亲，这里的光和影，比苏州复杂多了。”随景望着她清亮的眼睛：“复杂的地方，才更需要清醒的人。”随家住处在法租界旁，离霞飞路不远。邻居有留洋的教授，有开洋行的商人，还有些行踪不定的“朋友”。随若忆常去附近的书局，看那些被列为“禁书”的进步刊物。有回遇到巡捕搜查，她把一本《新青年》藏进宽大的校服袖里，镇定地用法语和巡捕打招呼，竟蒙混过关。回家后，随景看着那本皱巴巴的杂志，又惊又喜：“忆宝，你真的不怕吗？”她正在给菩提子串换线，头也不抬地说：“怕没用，该做的事，总得做。”
这年冬天，凌家有人来上海办事，特意去随家拜访。来的是凌羡初的表兄，说起北平的事，提到凌羡初已能独立处理部分家族事务，连凌越泽都常夸他“少年老成”。“羡初表弟近日迷上了考古，说要从地下的骨头里，找出前人没说透的道理。”随若忆在一旁看书，听到这话，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她想起那桩被扔在妆匣里的婚约，想象着那个十三岁的男孩，蹲在泥土里看骨的样子，忽然觉得有些好笑。就像在苏州时，她看蚂蚁搬家，觉得它们认真得可爱，却绝不会想和它们一起搬一块石头。
表兄临走时，拿出一张凌羡初的照片。照片上的男孩穿着长衫，站在故宫的角楼前，眼神沉静地望着远方，手里拿着一卷书。随若忆扫了一眼，就低下头继续看她的《物种起源》。“长得倒是周正。”江黛云轻声说。她没接话，只是用红笔在“物竞天择”下面画了道线。上海的春天来得早，法租界的梧桐树抽出新芽时，随若忆转学去了一所由进步人士创办的女校。在这里，她第一次见到了女同学剪短发，第一次听到有人公开谈论“妇女解放”。她的同桌是个东北来的女孩，父亲在抗日中牺牲了，总爱摸着她的菩提子串说：“忆宝，你的手串真静，像能镇住心里的慌。”
她开始学着写文章，投给上海的进步报纸。用的笔名是“文若”，写的是街头巷尾的见闻：黄包车夫的汗，纱厂里女工的泪，还有那些举着“停止内战”标语的学生。编辑回信说：“你的文字，像带着露水的剑，又清又利。”年夏，随景带她去参加一个秘密集会。在法租界的一间阁楼里，她见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夜校的工人，南京的女先生，还有些素未谋面的陌生人。随若忆忽然站起来，声音不大却很清晰：“父亲，我想像那些战士一样，做有用的人。”
众人都看着这个十岁的女孩子，她的眼睛在昏黄的灯光下亮得惊人，像藏着整个夏夜的星。随景走过去，轻轻握住她的手：“若忆，这条路很苦。”她摇摇头，指尖捏紧了腕上的菩提子：“苦才像真的活着，总比在蜜罐里烂掉好。”次年秋，北平传来消息，凌羡初在一次学生运动中，为了保护同学，被巡捕打伤了胳膊。随景看到电报时，沉默了很久。江黛云叹道：“那孩子，倒不像他父亲。”随若忆正在窗前浇花，听到这话，动作顿了一下。她想起那张照片上沉静的眉眼，忽然觉得，或许那根被她遗忘的婚约丝线，并非全然是虚无。她转过身，看着院子里新栽的竹子，它们在风中轻轻摇晃，却始终站得笔直。就像她自己，还有那个素未谋面的男孩，不管前路有多少牵绊，终究要朝着自己认定的方向，一节一节地上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