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庙堂之上江湖之远王阳明的身后褒贬

第九讲庙堂之上江湖之远王阳明的身后褒贬
嘉靖七年（1528）十月,王阳明未经批准便离任归乡,并举荐巡抚郧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林富代替自己,十一月二十九日辰时,卒于江西南安府大庾县青龙铺。朝堂之上,世宗以王阳明私自离任之事为导火索,最终于嘉靖八年（1529）二月下令王阳明的爵位止于终身。王阳明已殁,世宗的这道诏命实则剥夺了其子孙承袭新建伯爵位的权利。穆宗继位后,前朝政治阴影逐渐退散。
隆庆元年（1567）四月,穆宗下诏追赠王阳明为新建侯,谥文成,赐祭七坛。次年五月,追录王阳明平宸濠功,令世袭伯爵。就在追赠王阳明为新建侯的同年,请求将王阳明从祀孔庙的声音出现。隆庆六年（1572）九月,穆宗诏以薛瑄从祀孔庙,万历十二年（1584）十一月,神宗诏准王阳明、陈献章、胡居仁从祀孔庙,正是清修《明史》谓终明之世,从祀者止守仁四人,即王阳明、薛瑄、陈献章、胡居仁四人。从祀孔庙,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至高荣誉,但王阳明复爵、入祀之路是很艰难的。王阳明的夺爵与复爵之路第九讲庙堂之上江湖之远
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十月,王阳明未经批准便离任归乡,并举荐巡抚郧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林富代替自己。十一月二十九日辰时,卒于江西南安府大庾县青龙铺。王阳明尚在途中,明世宗对其专擅之事非常生气,认为他因病告请致仕一事有诈,遂谕令吏部,守仁受国重托,故设漫辞求去,不候进止,非大臣事君之道,卿等不言,恐人皆效尤,有误国事,其亟具状以闻,并于嘉靖八年（1529）正月升巡抚郧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林富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王阳明巡抚两广地方提督军务。
《明世宗实录》卷九七,嘉靖八年正月乙巳条,第2261、2262页。嘉靖八年（1529）二月初二日：
吏部奏：故新建伯王守仁因病笃离任,道死南安,方困剧时,不暇奏请,情固可原,愿从宽宥。上意未解,曰：守仁擅离重任,甚非大臣事君之道,况其学术事功多有可议,卿等仍会官详定是非及封拜宜否以闻,不得回护姑息。
给事中周延上疏言：守仁竖直节于逆瑾构乱之时,纠义旅于先帝南巡之日,且倡道东南,四方慕义,建牙闽广,八寨底平。今陛下以一眚欲尽弃平生,非所以存国体而昭公论也。得旨：守仁功罪,朝廷自有定议,延朋党妄言,本当论治,但念方求言之际,姑对品调外任。于是吏部奏谪延太仓州判官。
《明世宗实录》卷九八,嘉靖八年二月戊辰条,第2287、2288页。
吏部认为王阳明未经批准便擅自离任情有可原,希望世宗宽恕他。但世宗还是很生气,坚持此事不可姑息,要求大臣讨论其实学术、事功及封爵一事。给事中周延上疏为王阳明辩护,被贬为太仓州判官。由此,已经定下褫夺王阳明爵位的基调。二月初八日,时任内阁首辅、吏部尚书桂萼会廷臣议故新建伯王阳明功罪：
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名,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与,则著《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唱和。才美者乐其任意,或流于清谈,庸鄙者借其虚声,遂敢于放肆,传习转讹,悖谬日甚。其门人为之辩谤,至谓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上渎天听,几于无忌惮矣！若夫剿輋贼,擒除逆濠,据事论功,诚有可录,是以当陛下御极之初,即拜伯爵,虽出于杨廷和预为己地之私,亦缘有黄榜封侯拜伯之令。夫功过不相掩,今宜免夺封爵,以彰国家之大信,申禁邪说,以正天下之人心。
可见,桂萼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王阳明的功劳,但对其心学却深恶痛绝,意图让世宗颁令禁止,并褫夺其新建伯爵位。明世宗颁下诏命：卿等议是。守仁放言自肆,抵（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至于宸濠之变,与伍文定移檄举兵,仗义讨贼,元恶就擒,功固可录,但兵无节制,奏捷夸张,近日掩袭寨夷,恩威倒置,所封伯爵,本当追夺,但系先朝信令,姑与终身,其殁后,恤典俱不准给,都察院仍榜谕天下,敢有踵袭邪说,果于非圣者,重治不饶。
《明世宗实录》卷九八,嘉靖八年二月甲戌条,第2299、2300页。世宗认为授爵新建伯是武宗朝的信令,没有遽行褫夺其爵位,但规定新建伯爵位止于终身。王阳明既已殁于嘉靖七年（1528）十一月二十九日,世宗的这道诏命实则剥夺了王阳明子孙承袭新建伯爵位的权利。嘉靖十年（1531）,在王阳明的老家,先是师殡在堂,有忌者行谮于朝,革锡典世爵,地方官员也借端诬陷,地方恶少都敢欺凌王家。
《全集》卷三六《年谱附录一》,第1467页。
王阳明被停爵,与阳明学术确实存在一定的关系,因为嘉靖帝对心学一脉杂糅佛理、忽视帝王正统的学说有所不满。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军功封爵积弊日甚,明朝前中期已经出现文臣册封缺少章法、亲佞冒爵推恩加剧的情况,文臣封爵制度的不完善导致部分朝臣嫉妒阳明封爵而纷纷加以排陷。而更直接的原因是,王阳明作为当时唯一的文臣勋爵,其政治影响力始终为嘉靖帝所忌惮。王阳明生前,其门生故吏方献夫、黄绾、席书、霍韬等人以议礼得宠,成为仅次于张璁、桂萼的政坛新贵。这批阳明弟子出于对老师学术、事功的推崇,皆不遗余力地保举王阳明复出,甚至违背祖制,推举非翰林出身的王阳明入阁。如果王阳明入阁,王阳明将以元勋贵胄、士宦领袖、思想导师三者合一的身份屹立朝堂,无疑会形成一种与皇权相乖离的政治力量。
秦博：《论王守仁新建伯爵位册封、停袭、复嗣之始末》,第99—101页。所以,碍于前朝信令,爵不可夺,却可停袭,以此敲山震虎。
世宗下诏停爵后,要求朝廷重颁恤典的声音不断。如嘉靖十年十二月,御史石金借天降瑞雪之机进言,新建伯王守仁首擒逆壕,进封伯爵,嗣抚两广,赖之耆定。后因疑谤泯其遗功,大礼大狱诸臣昔以狂昧,久婴窜置,因郁既久,物故已多,望陛下录守仁之劳,重颁恤典,宥诸臣之罪,宽假生还,则远迩胥悦,欢忻交通,而太和之气充满宇宙间矣,惹得世宗大怒,说石金仇君怨上,意在报复,词语奸巧,欺悖为甚,将之逮下锦衣卫狱。
《明世宗实录》卷一三三,嘉靖十年十二月戊子条,第3149、3150页。嘉靖十一年（1532）十月,巡按直隶御史冯恩借彗星进言说王守仁犹为有用道学,湛若水乃无用道学,世宗认为冯恩是借星变之事逞其言论,必有主使之人,命锦衣卫将冯恩拿至京师讯问。
《明世宗实录》卷一四三,嘉靖十一年十月丙申条,第3338—3343页。石金曾经和王阳明一起平定过岑猛之乱
光绪《黄梅县志》卷二三《人物志·忠节》,光绪二年刻本,叶5a。,冯恩是王阳明的弟子,他俩替王阳明发声不足为奇,却又触碰了嘉靖皇帝的忌讳。
嘉靖十四年八月,世宗在无逸殿东室召见大学士费宏、李时。费宏说三边总制缺人,要斗胆推荐一人,世宗问推荐之人是谁,费宏说姚镆担任延绥巡抚时很是称职,李时紧接着说姚镆在两广任职时也很称职,接替姚镆的王阳明却做得不好。世宗说王阳明徒有虚名,让费宏等推荐姚镆。
《明世宗实录》卷一七八,嘉靖十四年八月乙巳条,第3832、3833页。这是世宗直接表达了对王阳明的不满。嘉靖十六年（1537）,御史游居敬疏请禁毁王阳明、湛若水的著作以及其门人创建的书院,并告诫在学生徒不要远出游学,以致妨害学业。经吏部讨论后,世宗下了一道圣旨,要求未奉明旨创建的书院、私自创建的书院由官府改建或毁掉,日后如有私自创建的,巡按御史参问。
《明世宗实录》卷一九九,嘉靖十六年四月壬申条,第4191页。这又有限制阳明学说传播的意图。
但不准私自创建书院的诏命却没有令行禁止,建书院、祠堂以祀王阳明蔚然成风。如嘉靖十六年十月,王阳明的门人周汝员与时任绍兴知府汤绍恩在府北二里建新建伯祠,每年春、秋的第二个月由地方官主祭。该年十一月,山东按察司佥事沈谧在秀水县北四十里之文湖建书院,祀王阳明。他曾读王阳明《传习录》,想拜王阳明为师,因王阳明正率师征思、田未果,后拜薛侃为师。嘉靖十七年（1538）,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傅凤翔在余姚县治东之龙山建阳明祠。
《全集》卷三六《年谱附录一》,第1472、1473页。嘉靖十八年（1539）,王阳明的再传弟子、江西提学副使徐阶在南昌建仰止祠,祀王阳明,以求光大师门学问。王门弟子邹守益、刘邦采、罗洪先、李遂、魏良弼等人及很多士子都会于此地,魏良弼立石纪事。万历年间,知府范涞重修,右布政使王佐令府县官员再修。该年,吉安士民在庐陵县修报功祠,祀王阳明。
《全集》卷三六《年谱附录一》,第1474页；乾隆《南昌府志》卷二〇《祠祀一》,乾隆五十四年刻本,叶18b。嘉靖十九年（1540）,门人周桐、应典等人在浙江永康县西北乡寿岩建书院,祀王阳明,并在此讲学。嘉靖二十一年（1542）,门人范引年在浙江青田建混元书院,祀王阳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门人徐珊在湖广辰州建虎溪精舍,祀王阳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九月,门人陈大伦在广东韶州建明经书院,祀王阳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正月,吏部主事史际在南直隶溧阳建嘉义书院,祀王阳明,又增刻王阳明所撰的《朱子晚年定论》。
《全集》卷三六《年谱附录一》,第1474—1478页。如此种种,不再一一列举,阳明之祀已遍布大江南北,阳明之学已遍布大江南北,嘉靖皇帝可以下令停袭新建伯爵位,但要在全国范围禁绝阳明之学可谓难于上青天。
至嘉靖三十年（1551）九月,王阳明的儿子王正亿被录为国子生,初守仁历正三品俸余三年,以在军中,未及考满。至是,其妻张氏陈乞,特许之
《明世宗实录》卷三七七,嘉靖三十年九月戊午条,第6703页。,可见,是在王阳明继室张氏的请求下,朝廷批准录王正亿为国子生。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一月,又补荫王正亿为锦衣卫左所副千户,其子王承学为国子生。
《明世宗实录》卷四九〇,嘉靖三十年十一月戊寅条,第8153页。嘉靖四十三年（1564）,少师徐阶撰《先生像记》,该年,巡按江西监察御史成守节重修南昌仰止祠,大学士李春芳作碑记。
《全集》卷三六《年谱附录一》,第1493、1494页。可见,嘉靖皇帝在位后期对王阳明的态度已有改变,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世宗已无力改变。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十四日,明世宗驾崩
《明世宗实录》卷五六六,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庚子条,第9064页。,二十六日,裕王朱载垕即位,改明年为隆庆元年
《明世宗实录》卷五六六,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辛丑条,第9064、9065页。,这便是我们常说的明穆宗,王阳明的地位在穆宗时发生翻转。
穆宗即位后,改革世宗时期的许多弊政,王阳明复爵及后人袭爵之事也提上日程。隆庆元年（1567）三月,给事中辛自修、岑用宾等人议复王阳明伯爵,吏部尚书杨博奉旨移文江西巡抚任士凭,任士凭会同江西巡按御史苏朝宗、浙江巡抚赵孔昭、浙江巡按御史王得春等查核后也上疏说王阳明应该复爵。于是,穆宗诏吏部会同成国公朱希忠、户部尚书马森等商讨,认为王阳明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厥功甚伟,应该复爵,补给诰券,准子孙世袭。穆宗诏准,复原爵新建伯,子孙世袭。隆庆元年（1567）四月,又诏追赠王阳明为新建侯,谥文成,赐祭七坛。
《明穆宗实录》卷七,隆庆元年四月甲寅条,第218页。披览所及,穆宗给王阳明的诰券文字仅见于毛奇龄《西河文集》,其谓：两间正气,一代伟人,具拨乱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功高不赏,朕甚悯焉！因念勋贤,重申盟誓。［清］毛奇龄：《西河文集》王文成传本卷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8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92页。而且其谥号文成很尊崇,一般而言,明代文臣谥号以文正最高,只李东阳、谢迁二人；次为文贞,只杨士奇、徐阶二人；再次为文成,只刘基和王阳明二人,不计南明追谥者。王阳明被谥文成意为勤学好问,安民立政,恰如其分。
隆庆二年（1568）五月,追录故新建伯王守仁平宸濠功,令世袭伯爵。先是,嘉靖初,守仁已授封,会忌者媒孽其事,异议纷然,遂见削夺。上即位,始命江西抚按官勘核功状,至是以闻,下吏部会廷臣议,皆谓守仁戡定祸乱之功较之开国佐命时虽不同,拟之靖远、威宁,其绩尤伟,当时为忌者所抑,大功未录,公议咸为不平,今宜补给诰券,令其子孙世世勿绝,以彰朝廷激劝之公,穆宗从之。
《明穆宗实录》二〇,隆庆二年五月戊午条,第551、552页。该年十月二十七日,王阳明之子王正亿准袭伯爵
《全集》卷三九《会议复爵疏（杨博）》,第1678页。,给岁禄千石。
《明穆宗实录》卷二五,隆庆二年十月壬寅条,第696页。
不料,隆庆三年（1569）五月,又有一次议爵风波。南京监察御史傅宠等人疏言,新建伯王守仁止以乘藉机会殄灭宁藩,而剖符赐券,至比于国初汗马之勋,人心未服,乞改荫锦衣卫,但吏部尚书杨博等给出批复意见：
国朝封爵之典论功有六,曰开国、靖难、御胡、平番、征蛮、捕反。此六功者,关社稷轻重,方与安危,非茅土之封不足以报。宸濠谋反,非一日矣,一旦杀抚臣而起事,宜走南都,弟令逆谋得成,则其祸可胜讳哉守仁首倡义兵,仅一月而擒之,社稷之功也。且往者化安王（引者注：当为安化王）之变,比之逆濠,难易迥绝,游击仇钺以功得封咸宁伯,乃人无闲言,同一藩服,同一捕反,何独于守仁而疑之乎
明穆宗认为杨博等人的意见是很中肯的,遂命保留王阳明的爵位,准世袭如故。
《明穆宗实录》卷三二,隆庆三年五月癸丑条,第833、834页。傅宠,字君锡,四川巴县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乾隆《巴县志》评价傅宠：历官云南按察使,廉平正直,遇疑狱不惮详鞫,多平反。罢归,里居四十余年,接物和易,教子严正,子孙世其家法,以忠厚著,祀乡贤。
乾隆《巴县志》卷九《人物志·勋业》,嘉庆二十五年刻本,叶11a—11b。从中来看,傅宠是一位直臣。但在隆庆四年（1570）十月,吏部、都察院考核科道官,有浮躁浅露者八人,傅宠是为其一。
《明穆宗实录》卷五〇,隆庆四年十月壬戌条,第1265、1266页。从有限的记载看,其中或不免为学派引发的党争。
时任吏部、都察院堂官对阳明心学的态度并不一致。如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高拱
《明史》卷一一〇《宰辅年表二》,第3364页；卷一一二《七卿年表二》,第3471、3472页。对阳明心学是持批判态度的,牟钟鉴认为,高拱正是具备了王学的主体意识,才能够不依附他人门户,有独立的人格和见解,形成一种一往无前的气概。但高拱不是王学门徒,他对王学有所吸收而又能自立于王学之外。王学的心是个人的良知,不承认独立于心在外的客观真理。高拱强调人心是为了更好地追求客观真理。两者之间有重大差别。
陈鼓应、辛冠洁、葛荣晋主编：《明清实学思潮史》,齐鲁书社1989年版,上卷,第270页。掌都察院事的是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
《明穆宗实录》卷四二,隆庆四年二月己亥条,第1033页。,至隆庆四年十二月才解院务
《明史》卷一一二《七卿年表二》,第3471、3472页。,他最善王守仁学。
《明史》卷一九三《赵贞吉传》,第5122页。
时任吏部左侍郎靳学颜在吉安知府任上时曾与王阳明的弟子邹守益讨论学术,靳学颜深谙心学,在公务政事活动中自觉检点磨砺心性功夫,与阳明学者的致良知功夫践履并无二致。
张卫红：《为政与良知——阳明学者邹守益的为政理念及其对江西地方官员的影响》,《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前揭浮躁浅露者八人中又有岑用宾、耿定向。隆庆元年（1567）五月,岑用宾曾与王阳明的弟子耿定向等人应诏上疏请朝廷给予王阳明恤典
《全集》卷三六《年谱附录一》,第1495、1496页。,《明史》中则说他尝论（高）拱狠愎,以故拱憾之,出为绍兴知府。既中以察典,遂卒于贬所。
《明史》卷二一五《周弘祖传附岑用宾传》,第5677页。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赵贞吉与高拱之间自然少不了纠纷,傅宠的浮躁浅露或是赵贞吉及其党羽给出的,岑用宾、耿定向主张表彰阳明之功,他俩的浮躁浅露或是高拱及其党羽安上的罪名。从祀孔庙：儒家思想体系中的最高荣誉
万历十二年（1584）十一月十八日,王阳明最终被万历皇帝批准从祀孔庙,称先儒王子时,阳明先生九泉之下作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阳明后学自然是扬眉吐气了。现存史料是难以展现王阳明获准从祀全过程的,我们只有耐下心来尽量拼接、思索诸多细节问题,才能更好地理解阳明从祀孔庙是一件牵动晚明学坛和政局的大事件。
请求以王阳明从祀孔庙之议的记载最早见于隆庆元年（1567）。该年六月二十四日之前,已有给事中赵輄、御史周弘祖请以薛瑄从祀孔庙,御史耿定向请以王阳明从祀,穆宗命礼部商议。六月二十四日,礼部拿出意见：薛瑄潜心理道,励志修为,言虽不专于著述,而片言只简,动示楷模,心虽不系于事功,而伟绩恢猷,皆可师法。尚书王守仁质本超凡,理由妙悟,学以致良知为本,独难（观）性命之原教,以勤讲习为功,善发圣贤之旨。此二臣者皆百年之豪杰,一代之儒宗,确乎能冀（翊）赞圣学之传。
《明穆宗实录》卷九,隆庆元年六月丁未条,第261、262页。耿定向学本王守仁
《明史》卷二二一《耿定向传》,第5871页。,他提请王阳明从祀孔庙便不奇怪。
礼部认为薛瑄、王阳明二人都是豪杰大儒,都能传承孔子学说。对于薛瑄而言,大臣屡屡奏请从祀,世宗皇帝也称赞他,公论基本已定。但王阳明时代稍近,众论不一,还是下诏让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国子监的儒臣各自疏陈己见,礼部商讨后再经圣断,穆宗准其议,这应该是时任礼部尚书高仪的意见。嘉靖四十五年（1566）,高仪代高拱为礼部尚书,前后执掌礼部四年,遇事秉礼循法。
《明史》卷一九三《高仪传》,第5127页。由此,我们虽然没有明确证据说明高仪对待阳明心学的态度,遇事秉礼循法的他在从祀这一关乎政治和学术的大问题上谨慎行事,付之翰林院、詹事府等衙门儒臣公论,是极有可能的,也是较为公允的做法。当然,时任礼部官员中不乏与阳明弟子关系甚密者,如瞿景淳于隆庆元年（1567）四月由南京吏部右侍郎升为礼部左侍郎
《明穆宗实录》卷七,隆庆元年四月庚寅条,第196页。,他是耿定向的座师［明］耿定向著、傅秋涛点校：《耿定向文集》卷八《纪言上·清凉对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7、308页。,聂豹又是瞿景淳的座师［明］宋望仪：《华阳馆文集》卷一一《行状类·明荣禄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赠少保谥贞襄双江聂公行状》,《存目》集部第116册,第402页。,时任礼部右侍郎林燫为翰林时则受业于徐阶,徐阶很器重他,称赞他有抚世宰物之才。［明］王世贞：《州史料》后集卷三《林宗伯传》,《禁毁》史部第48册,第249页。他们或许也同意将从祀与否付诸公议。
依据现有资料来看,让翰林院、詹事府等衙门儒臣集议并没有结果,只发现有隆庆元年十月时,户科都给事中魏时亮请录真儒以彰道化举,薛瑄、陈献章、王守仁均得圣学真传,并宜崇祀孔子庙,这道奏疏又被交到礼部商讨。
《明穆宗实录》卷一三,隆庆元年十月丙申条,第358、359页。魏时亮与王门弟子颇多交往,陆光祖、罗汝芳、耿定向等人曾在徐检家中论学［明］罗大：《紫原文集》卷一〇《南太常卿徐贞卿先生学行述》,《禁毁》集部第140册,第83、84页。,徐检、罗汝芳、耿定向都是阳明后学。恽绍芳也是这一阶段阳明从祀孔庙的支持者,守仁则笃于忠,茂建勋庸,而竟没身兵革,存心制行,兢兢经世,曷尝弃伦废事也。［明］恽绍芳：《林居集》不分卷《请以先臣陈献章王守仁从祀先师庙庭疏》,《未收》第5辑第20册,第739页。这一阶段,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郑世威则反对从祀,王守仁治世能臣也,谓其绍周、程,宗孔、孟,则平生庸德有不足矣。
《名山藏》卷八一《臣林记二十六·隆庆臣二·郑世威》,第2455页。
李春芳也是积极推动者,他师从王艮［明］李春芳：《李文定贻安堂集》卷九《碑记·崇儒祠碑记》,《存目》集部第113册,第261页,明日又见复纵论,始屈,出更野服,拜公,执弟子礼。公始授以致良知之学。,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作为隆庆二年会试考试官之一,李春芳所做《论语》子曰由诲女知之乎一节程文以圣人教贤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已矣破题《隆庆元年会试录》,《明代进士登科录汇编》第17册,第9139、9147、9216页。程文即科举录中所选该科士子优秀答题可为范文者,对士子作文起着导向和示范作用,正统、景泰以前的程文是士子亲笔,考官润色,天顺、成化以后多是考官代作（郭培贵：《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第277—279、402页）。,黄宗羲评论说：嘉靖中,姚江之书（阳明著述）虽盛行于世,而士子举业尚谨守程、朱,无敢以禅窜圣者。自兴化（李春芳,他是兴化人）、华亭（徐阶,他是华亭人）两执政（指内阁大学士）尊王氏学,于是隆庆戊辰（二年）《论语程义》首开宗门,此后浸淫,无所底止。科试文字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阴诋程、朱。［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点校：《日知录集释》卷一八《举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5页。李春芳的做法实有宣传阳明心学,为王阳明从祀孔庙壮声势之意。但支持的支持,反对的反对,礼部讨论来讨论去,没有什么实质性结论。
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驾崩,明神宗朱翊钧即位,次年改元为万历元年
《明神宗实录》卷一,隆庆六年五月庚戌条,第4页。,议祀问题仍在继续。十二月十九日,礼科都给事中宗弘暹请会议王阳明从祀孔庙问题,神宗从其请。
《明神宗实录》卷八,隆庆六年十二月辛未条,第294页。宗弘暹,字进甫,嘉兴人
崇祯《嘉兴府志》卷十三《人物志一·乡达》,崇祯十年刻本,叶41b—42a。,现有资料无法确定他与阳明学派的关系。然吊诡的是,该月二十二日,候选训导侯贵以微末教职反对王阳明从祀孔庙,一语激起千层浪,他说：薛瑄与王守仁同为一代名臣,然学术不无醇疵,故词多诋伪学,而又以王安石《三经正义》比孔颖达《九经正义》,则议论不无差谬云。
《明神宗实录》卷八,隆庆六年十二月甲戌条,第300页。万历元年（1573）,群臣更是交章议祀,争论非常激烈。二月,江西巡抚徐栻疏称王守仁学窥圣域,勋在王室,请与薛文清公瑄一体从祀,下礼部议。
《明神宗实录》卷一〇,万历元年二月乙丑条,第348页。三月,兵科给事中赵思诚却言辞激烈,认为王阳明不宜从祀。他说：
（王）守仁党众立异非圣,毁朱有权谋之智,功备奸贪之丑状,使不焚其书,禁其徒,又从而祀之,恐圣学生一奸窦,其为世道人心之害不小,因列守仁异言叛道者八款。又言其宣淫无度,侍女数十,其妻每对众发其秽行。守仁死后,其徒籍有余党说事关通,无所不至。擒定宁贼可谓有功,然欺取所收金宝半输其家,贪计莫测,实非纯臣。
再下部议。
《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万历元年三月乙酉条,第366、367页。五月,浙江道监察御史谢廷杰请王阳明从祀孔庙：
言学圣人之学者,其所表树,不过学术、事功两端,如新建伯王守仁者,良知之说妙契,真诠格致之论,超悟本旨,其学术之醇,安可以不祀也宸濠之变,社稷奠安,两广之绩,荒裔宁谧,而尽瘁戎伍,竟殒于官,其事功之正,安可以不祀也昔先臣丘濬有言曰：有国家者,以先儒从祀孔子庙庭,非但以崇德,盖以报功也。议从祀者,此其律令。
《明神宗实录》卷一三,万历元年五月戊戌条,第425页。
因为赵思诚、徐栻等人的意见不一样,该月,礼部又请万历皇帝下诏命翰林院等衙门官讨论王阳明是否可以从祀孔庙。
《明神宗实录》卷一三,万历元年五月庚子条,第432页。时任礼部尚书是陆树声,王畿到松江时,徐阶与陆树声等人前去听他讲学。［明］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附录《龙溪王先生传（徐阶）》,《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49册,第448页。由此来看,陆树声和阳明学派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他请扩大讨论范围也不突兀。七月,南京福建道御史石槚提出反对意见：
国家以祀典为重,当祀而不祀,则无以崇报功德；不当祀而祀之,又何以激劝人心。王守仁谓之才智之士则可,谓之道德之儒则未也。因言致良知,非守仁独得之蕴,乃先圣先贤之余论,守仁不过诡异其说,玄远其词,以惑众耳。朱子注疏经书,衍明圣道,守仁辙妄加诋辱,实名教罪人。方宸濠未叛,书札往来,密如胶漆,后伍文定等擒宸濠于黄石矶,守仁尚遥制军中,始则养虎贻患,终则因人成功,朦胧复爵,报以隆重,若又祀之,不免崇报太滥。
下礼部议。
《明神宗实录》卷一五,万历元年七月戊子条,第458、459页。主张王阳明从祀孔庙的官员中有几位与阳明后学关系比较密切,或者是王阳明后学。耿定向学本王守仁。
《明史》卷二二一《耿定向传》,第5871页。徐栻和阳明后学王时槐的关系比较密切。王时槐,字子植,江西安福人,师从刘文敏
《明史》卷二八三《王时槐传》,第7284页。,刘文敏是王阳明的学生。
《全集》卷三五《年谱三》,第1424页。徐栻在江西巡抚任上曾推荐王时槐。
《明神宗实录》卷九,万历元年正月庚寅条,第321页。谢廷杰,字宗圣,新建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隆庆六年（1572）巡按浙江,修阳明王公祠,置田以供岁祀。已而阅公文,见所谓录若集,各自为书,惧四方学者弗克尽读,遂汇而寿诸梓,名曰《全书》,属华亭徐阶序之。
同治《南昌府志》卷四一《人物·仕绩下》,同治十二年刻本,叶31b。萧廪,字可发,江西万安人,初从欧阳德、邹守益游
《明史》卷二二七《萧廪传》,第5960页。,二人是王阳明的弟子。邹德泳是王阳明弟子邹守益之孙,他承家学,守‘致良知’之宗。
《明儒学案》卷一六《江右王门学案一》,第334页。
而且,议祀问题已不限于在在任大臣中讨论,更被引入万历元年浙江、福建的乡试试题中,这无疑扩大了讨论面。浙江乡试第三场考试第三道策是这么发问的：尝就诸贤论之,道学、气节、勋业、文章鲜有能兼之者,而昔人谓王文成为具有之。然则举国故之典,而跻之从祀之列,如诸臣所请,信为当可欤又尝就人情较之,勋业、词章固所共贵,节义出于不偶之遭,而道学则隐若无补之空言也。乃文成自言愿尽捐三者,而独从事道学,以毋愧完人。然则致力心性,而遗弃事物,如昔人所疑,得无近似欤诸生景行有年,其为论,必有定矣。愿极言之,因以明己志焉。署名该科第二名举人、浙江海宁人张潘赞同王阳明从祀孔庙：即以文成而列之俎豆之末,于以示体用具备之学,于以为圣世立教之助,不亦伟欤且国朝治化隆熙,道术齐一。薛文清崛起于宋儒之后,以正学教河汾,而北方之学以盛,王文成又崛起于文清之后,以正学教江浙,而南方之学亦盛,是二贤者心行一致,先后同功者也。今以文成列于文清之次,正有符于国故有合之义,益可以彰盛世作人之功,不亦盛哉！此公论之所共归,而清朝之当亟举者也,执事之问意者,其亦有见于此乎！同考试官黄鏊、顾登龙及考试官万济川、吴大器给这份答卷的评价是很高的,如吴大器批曰议论正大,顾登龙批曰品藻中允有至论,几乎见道之言也。
《万历元年浙江乡试录》,《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乡试录》,第6425、6446、6447页。既然前面说到,考官热衷于改作甚至代作程文,署名张潘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极有可能是浙江巡按萧廪。
同年福建乡试策第四题也引入孔庙从祀问题：国之大事,莫重于祀,而孔庙之祀,尤其所至重者,祀孔子为万世师,以其道德高厚而述前宪,后者不可尚已,从祀孔庙者咸宗其训……不知儒先中尚有当嗣入者乎其祀事所定,当以何者为据程文中有这样的回答：广南（陈献章）之学以致虚为宗,深契乎主静之旨,会稽（王守仁）之学以致良知为宗,实合乎明明德之蕴。此皆不屑于该汉儒之博,而庶几乎造宋儒之精。夫固与河东（薛瑄）同一学术,宜均膺享祀之荣也。而说者每以其偏于静,近于禅病之殆,未尽究其学也,非缺欤。该场监试官其中一位是邹善,他是阳明弟子邹守益第三子,在其中发挥一定作用也是可以理解的。
《万历元年福建乡试录》,《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乡试录》,第7144、7150、7176页。福建乡试题虽然没有直接以王阳明从祀发问,却是在引导士子讨论从祀标准,程文的回答也没有直接论说阳明从祀之事,而是扩大从祀范围,但支持王阳明从祀自然是流露无疑。
乡试是在八月,十一月时便有邹善之子、工部办事进士邹德涵奏王阳明宜祀孔庙,同时又说：众心同悦者,莫甚乡原,春秋最诋訾者,莫甚孔子,求无一诋訾之人,然后议祀,则当首乡原,次孔子矣。又是下礼部商议。
《明神宗实录》卷一九,万历元年十一月甲申条,第534、535页。乡原一词见于《论语·阳货》,乡原,德之贼也
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卷三五《阳货下》,第1219页。,是指那些言行不一、伪善欺世之人,也就是伪君子。诋訾意为诽谤非议。邹德涵的奏疏前后看似矛盾,却巧妙地化用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孔子是万世师表,但春秋时期所受之诽谤非议却是最多的,要是想找出一个不受非议之人,首先得选伪君子,其次是孔子。由此,邹德涵的奏疏是在说没有完人,王阳明虽难免非议,但他于国有功,于儒家学说有发展、传承之功,为什么不能从祀孔庙呢朱鸿林认为邹德涵的奏疏和赵思诚、石槚的奏疏异曲同工地反映了质疑阳明人品对于从祀事情所起到的破坏力
朱鸿林：《阳明从祀典礼的争议和挫折》,载氏著《孔庙从祀与乡约》,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58、159页。
,尚有一定的模糊之处。赵思诚、石槚二人是以王阳明人品差为理由反对将王阳明从祀孔庙,邹德涵却没有直接说王阳明人品差,而是通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驳斥反对从祀的言论,支持从祀。万历二年（1574）六月,巡按浙江监察御史萧廪又上疏请求从祀：
原任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奉旨下儒臣议从祀久矣,乃或谓其学近于禅,或谓专提良知,不及良能,或谓遵德性而遗闻见异于朱子。夫所恶于禅者,以遗弃事物,沦于空寂也。使守仁出此,诚不可治国家,乃学术发为事功,既章章矣。其立教大旨,曰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之间,是大学之教,明物察伦之学也。其与朱子稍异,诚有然者,然学在不出吾宗,至于启钥开关,何必胶柱鼓瑟。又有谓始尝修仙佞佛者,及门多匪人者,总属苛求,合宜定议。
萧廪的奏疏实际是批驳了那些过于苛责的言论,但得到的批复是命礼部商讨回奏
《明神宗实录》卷二六,万历二年六月辛未条,第659页。。十二月,朝廷颁下一道诏命：
以新建伯王守仁从祀孔子庙庭。守仁之学以良知为宗,经文纬武,动有成绩,其疏犯中珰,绥化夷方,倡义勤王,芟群凶夷,大难不动声色,功业昭昭在人耳目。至其身膺患难磨励,沉思之久,忽若有悟,究极天人微妙,心性渊源,与先圣相传宗旨无有差别,历来从祀诸贤,无有出其右者。
《明神宗实录》卷三二,万历二年十二月甲寅条,第758页。
这一记载是有争议的。朱鸿林《王阳明从祀孔庙的史料问题》一文指出,2006年许齐雄在其博士论文《超越黄河之东：薛瑄与河东学派研究》中质疑了这条史料。首先,这条史料是孤证,其次还存在逻辑上的问题：内阁首辅张居正既然不会让王阳明从祀,何以在其任内竟能决定从祀之议又何以张居正卒后,没有人对其不落实王阳明从祀决议的怒人之事有所批评但许氏也说没有能力推测《明神宗实录》存在此条记载的原因所在,但除非能够发现另有提及万历二年（1574）王阳明从祀孔庙的可靠文献,否则,应保留这条记载,而只认定万历十二年（1584）是朝廷允许王阳明从祀孔庙的唯一年份。朱鸿林认可许齐雄博士的质疑,也同意万历十二年是准王阳明从祀孔庙的唯一年份。但朱氏又补充说,《明神宗实录》该条史料纯属系年错误,他再也没有发现时人和后人对王阳明在万历二年获准从祀的记载或评论。
朱鸿林：《王阳明从祀孔庙的史料问题》,载氏著《孔庙从祀与乡约》,第179页。
最终,在万历十二年（1584）十一月十八日,明神宗诏准王阳明、陈献章、胡居仁三人从祀孔庙：皇祖世宗尝称王守仁有用道学,并陈献章、胡居仁既众论推许,咸准从祀孔庙。朝廷重道崇儒,原尚本实,操修经济都是学问,亦不必别立门户,聚讲空谈,反累盛典,礼部其遵旨行。
《明神宗实录》卷一五五,万历十二年十一月庚寅条,第2865—2868页。王阳明也因此被称为先儒王子。
《明儒学案》卷一〇《姚江学案·文成王阳明先生守仁》,第181页。
当然,王阳明被明诏从祀孔庙并不意味着不再有争论。万历中期以后,大明王朝危机重重,一些进步思想家意识到学术沦于虚空、脱离实际导致误国,针对明后期思想学术界王学末流谈空说玄、禅化误国的学风,开始倡导实学,发扬儒家经世致用传统,提倡有用之学,力主改革弊政。
白寿彝总主编、王毓铨主编：《中国通史（第二版）》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89页。如刘宗周在《修正学以淑人心以培国家元气疏》中说王守仁之学,良知也,无善无恶,其弊也必为佛、老,顽钝而无耻。顾宪成之学,朱子也,善善恶恶,其弊也必为申、韩,惨刻而不情,指出阳明心学的弊端是杂糅了佛、道,易致道德沦丧；同时指出顾宪成的学说一宗朱熹,为挽救明末危机却糅入先秦法家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导致严厉苛刻之局面。由此,刘宗周建议万历皇帝表章正学,明诏朝臣不得肆意相互攻击,不然的话,殷监不远,空国之祸,将有臣所不忍言矣。
吴光主编,丁晓强点校,钟彩钧、陈永革审校：《刘宗周全集》第四册《文编一·奏疏一·修正学以淑人心以培国家元气疏》,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8页。
入清后,阳明心学亦受批判,不少学者将明朝灭亡归咎于王学末流,如王夫之说道：王氏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无忌惮之教立,而廉耻丧,盗贼兴……故君父可以不恤,名义可以不顾,陆子静出而宋亡,其流祸一也。［清］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九下《乾称篇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32页。陆子静是南宋的陆九渊,他是心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陆九渊出而南宋灭国,虽未明言,王学末流亡明,自不待言。康熙年间的尊朱派学者陆陇其更是毫不客气地说道：王氏之学遍天下,几以为圣人复起,而古先圣贤下学上达之遗法灭裂无疑,学术坏而风俗随之,其弊也……故愚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盗寇,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清］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卷二《杂著·学术辨上》,《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17册,第336页。当然,这样的评价并非历史的真实。其实,阳明心学在思想史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尊崇朱熹理学的康熙时代,民间的朱学大体为王学化的儒学。陆宝千：《清代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144页。
康熙以后,科举考试中时时出现关于阳明学及学术正统、心学弊端的试题,恰可说明即使尊崇朱学,但王学仍占据重要地位。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殿试策论其一谓：金溪（陆九渊）之学,流为姚江（王阳明）,紫阳（朱熹）之徒,流为河津（薛瑄）。世多以河津为正脉,然论者或谓王守仁所树立,断非薛瑄所能,可详言之欤。王畿以后讲心学者,又空虚而无实用,其故又安在欤。《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二七,乾隆五十八年四月癸未条,《清实录》第27册,第86—87页。状元潘世恩回答说：姚江之学实宗子静,故其劾刘瑾,戡剧盗,倡义讨平宁藩,气节勋烈,推重一时,视子静更有出蓝之誉。然则守仁之学确然有以自得,亦确然有以自立。彼河津之贵践履,拳拳于复性,于学虽为正脉,要其树立,岂可与守仁同日语哉！至若王畿、王艮之徒,沿其师说,堕空虚而无实用,使人病为浙学,此亦如子夏之后,流为庄周,而非姚江之过也。杨寄林主编：《中华状元卷》三《大清状元卷》上,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页。他肯定薛瑄性理之学的权威性,然后再对王阳明、阳明学说及其社会功用给出较为客观的评价：阳明学说也是开宗立派的,阳明心学在王阳明平定南赣盗、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等事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阳明心学为人所病,是王畿、王艮之过,并非阳明之过。嘉靖至崇祯间的阳明族人
我们还需要讲一下王阳明族人的一些情况。嘉靖四年（1525）正月,王阳明的原配夫人诸氏卒,没有给王阳明留下子嗣。
《全集》卷三五《年谱三》、卷三八《阳明先生行状（黄绾）》,第1427、1580页。实际上,王阳明四十多岁的时候尚无子嗣,过继堂弟王守信的儿子王正宪为后。
《全集》卷三九《同年轮年抚孤题单》,第1649页。嘉靖五年（1526）十二月十二日
方志远先生对王正亿出生时间有考辨,《王阳明全集》卷三五《年谱三》谓王正亿生于嘉靖五年十一月庚申,但十一月没有庚申日,而是十二月庚申日,即十二月十二日（方志远：《千古一人王阳明》,第266页）。,继室张氏为五十五岁的王阳明生下一子,名之正聪,嘉靖十一年（1532）由岳父黄绾改名正亿。
《全集》卷三五《年谱三》,第1438页。
王正亿,嘉靖三十年（1551）九月录为国子生
《明世宗实录》卷三七七,嘉靖三十年九月戊戌条,第6703页。,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一月补荫为锦衣卫左所副千户,其子王承学为国子生
《明世宗实录》卷四九〇,嘉靖三十九年十一月戊寅条,第8153页。,王阳明复爵后,隆庆二年（1568）十月二十七日,准王正亿袭伯爵。
《全集》卷三九《会议复爵疏（杨博）》,第1678页。隆庆、万历年间,王正亿参与过很多重要事情,如隆庆四年（1570）五月初七日,明孝宗忌辰,被遣前去孝宗泰陵祭祀；
《明穆宗实录》卷四五,隆庆四年五月甲戌条,第1130页。隆庆六年（1572）六月二十五日,武宗孝静夏皇后忌辰,遣去武宗康陵祭祀。
《明穆宗实录》卷六五,隆庆六年六月壬午条,第1571页。明代规制,帝陵各设神宫监并卫及祠祭署,凡清明、中元、冬至,太牢致祭,遣官行礼,文武衙门堂上官各一员、属官各一员分诣陪祭,忌辰及圣旦、正旦、孟冬,亦遣官行礼,止香烛酒果,无帛,各衙门官不陪祭
万历《大明会典》卷九〇《礼部十八·陵坟等祀·陵寝》,《续修》第790册,第586页。。王正亿多次参与祭陵,说明他在皇帝心中的地位不低。隆庆四年（1570）八月,命王正亿佥书右军都督府事。
《明穆宗实录》卷四八,隆庆四年八月乙巳条,第1200页。万历五年（1577）,王正亿卒,致祭四坛,以曾经佥书管事也,子王承勋承袭新建伯一职。《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第5169页；
《明神宗实录》卷六〇,万历五年三月辛丑条,第1371页。
王承勋在万历年间是掌有一定实权的。万历八年（1580）五月,命佥书前军都督府事；
《明神宗实录》卷一〇〇,万历八年五月辛卯条,第1991页。万历十五年（1587）八月,以前军都督府佥书兼管理红盔将军
《明神宗实录》卷一八九,万历十五年八月辛巳条,第3555页。,红盔将军与大汉将军、明甲将军等负责朝会仪仗、夜值内禁及扈从皇帝出行,其军事主官必须绝对忠诚可靠,因此,大汉将军由驸马都尉领之,红盔将军、明甲将军则由勋臣一人领之
张金奎：《明锦衣卫侍卫将军制度简论》,《史学月刊》2018年第5期。,可见神宗对王承勋之信任；十一月,出为南京协同守备,兼掌南京后军都督府事；
《明神宗实录》卷一九二,万历十五年十一月丙申条,第3615页。万历十九年（1591）十二月,任南京右军都督府掌印；
《明神宗实录》卷二四三,万历十九年十二月己亥条,第4528页。万历二十八年（1600）八月,充总兵官,提督漕运；
《明神宗实录》卷二五一,万历二十八年八月癸丑条,第4685页。万历三十七年（1609）,王承勋督漕已有十八年之久,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岁加禄米三十石。
《明神宗实录》卷四六三,万历三十七年十月癸酉条,第8743页。
天启五年（1625）正月,给假在籍的王承勋病故,正室无子,庶长子王先进未袭爵先卒,因有较长时期的袭爵纠纷。《明熹宗实录》谓锦衣卫左所副千户王先通说伯父王承勋无亲生嫡庶儿男,自己是正派应袭亲侄。王先达则说自己是王承勋次子,王先通是王正亿来历不明之裔孙,是来争夺爵位的。熹宗命查明再奏。
《明熹宗实录》卷五七,天启五年正月乙丑条,第2637页。李清《折狱新语》和《三垣笔记》记载更详,王正亿有嫡子王承勋、庶子王承恩。王承勋正室无子,妾沙氏生三子：长先进、次先达、季先道,先道早卒,无嗣,先达二子业弘、业盛。如此,王先进最有资格袭爵,但王先进未袭先卒。在此之前,先进子业昌夭折,想要过继亲侄业弘为嗣,以待袭爵。但先达妻章氏非常强悍,与兄嫂不合,很生气地说：为什么要过继我的儿子为嗣呢,大伯哥没有儿子,爵位可以传给我的丈夫,我丈夫还会传给我的儿子,爵位还能跑了不成王先进听说之后也非常生气,遂过继王华之后、族侄王业洵为嗣,王承勋的房屋田产及祭田数百顷也归王业洵所有。但王业洵的哥哥王业浩与之谋曰：你不是文成公的后人,按规定是不应该袭爵的,能袭爵的还是王先达。他一旦袭爵,肯定是要索回房屋田产的。于是王业浩、王业洵等诬陷王先达是养子,推出王承恩之子王先通承袭爵位。王先通与王先达二人屡屡争袭于朝,数年不决。
王先达去世后,及至崇祯四年（1631）,王先通又与王先达之子王业弘争袭爵位。王先通上疏说王业弘是族中远枝,已奉旨查核明白,王业弘已经逃匿,导致无法结案。又援引《大明邦政条例》武职绝嗣,许从军一祖子孙承袭,其旁枝疏属不许混冒证明自己这一支为应袭之人,崇祯皇帝命抚按官查明,时任宁波富推官李清参与其中。李清毫不客气地质问王先通：何以前后两子皆真,而中子独赝又何以无后之两子皆真,而有后之中子独赝且何以沙氏既有子兼两孙,乃预知两子之一孙或绝或殇,而中抱一乞养这确是无可反驳之问,王先进、王先达、王先道兄弟三人,为什么绝嗣的王先进、王先道是王承勋亲生儿男,有后代的王先达反而是假的呢王先通自然无法回答,却抛出一句答非所问,却又绵里藏针的话：承勋曾具疏,万历时指先达为赝,今留中耳。说的是王承勋曾上疏说王先达不是自己的儿子,但这道奏疏被留在宫禁之中,并没有交给有司办理。李清再问：奏疏留中,有根据吗王先通说：宫禁森严,一字不漏,但逐份查找自然能找到。李清说：如果能够找到这份奏疏,那王业弘的父亲王先达不是王承勋之子,爵位可以由你承袭；如果没有这道奏疏,那你是撒谎了,爵位归王业弘承袭。王先通与王业弘都表示信服。
此事直到李清官刑科给事中时仍未解决,李清拟具疏上奏,将事情查个水落石出,不知情的王业弘派叶姓之人找到李清,请李清为自己说话,许诺自己一旦袭爵,会拿出两年的俸禄作为报酬。李清义正词严地说：如果让我这样做的话,不仅愧对文成公,也是欺瞒皇上,我马上把奏疏烧掉。就这样拖了一个月才上奏,崇祯皇帝令立即查核。当时并未找到王承勋的那份奏疏,但很多朝臣收受王先通的贿赂,爵位最终被王先通争袭到手。愤愤不平的王业弘闯入禁宫,架刀于颈,说以留中一疏有无定两家真赝,有原问官刑科李清可问,其实是想继续追查下去。王业弘自杀未遂,被下狱拟罪,也没有继续追查爵位该谁承袭一事。其中,时任两广总督的王业浩或许发挥了一定作用,因为朝廷官员怕忤逆王业浩,参与审理争袭案的番禺人、绍兴府判官郑瑜便曾说：业弘实不赝,但奈予乡公祖（明清时期士绅对知府以上地方官的尊称）何
崇祯十三年（1640）,王先通承袭了新建伯爵位,掌前军都督府事。爵位得来虽不正,但王先通还是一个铮铮傲骨、忠君爱国之人。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起义军迫近京城,命守齐化门,起义军攻之不克。不幸的是,太监曹化淳开彰仪门,起义军由此门纷纷拥入城。王先通知道已无力回天,手刃数人,被执后大骂不绝,起义军割了他的舌头,仍含血喷贼,最终被破膛挖心而死。南明福王时祀旌忠祠,子王业泰袭爵。［明］李清：《折狱新语》卷二《承袭》,《续修》第972册,第559页；李清：《三垣笔记》上《崇祯》,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6页；《崇祯长编》卷五三,崇祯四年闰十一月丁卯条,第31—42页；《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第5169页。按光绪《余姚县志》,王业泰字士和,福王时袭职。至清世祖顺治二年（1645）,清军下南京,捉住王业泰,想授之爵位,但王业泰说自己世受明朝国恩,不敢改节,但求一死,九泉之下报君父之恩,遂被杀害。
光绪《余姚县志》卷二三《列传十四》,叶4b—5a。
史籍中又有王业泰降清的记载,顺治三年（1646）七月初六日,清浙闽总督张存仁在奏疏中提到,（上缺）贝勒曲矜仁慈,遍示晓谕,设法招徕。凡有悔过投诚者,□□宽免。今据伪越国公方国安统率马兵五百、步兵七千,并伪内阁方逢年、张国维、伪新建伯王业泰……［清］张存仁：《浙闽总督张存仁等残启本》,《明清史料》己编第一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9页。与光绪《余姚县志》的记载全然相反,孰是孰非,尚待新史料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