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王学的形成与发展（下）阳明弟子与王学的分化
王门后学又称阳明后学,是兴起于明代中叶后以王阳明为宗师、以王学为志向的一群读书人,他们人数众多,人才辈出,从正德年间出现,直到明朝末年,百余年间传承不断,遍及域中,流派纷呈。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以师承地域为界,将阳明学派粗略地分为七大支系,即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粤闽王门、泰州学派。《明儒学案》未载滇黔王门,这是王阳明龙场悟道后形成的学派,在王门后学系统中最早学习和传播其学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日本学者冈田武彦依据学术思想主张将阳明学派分为现成派（主张良知先天自足,不需要外求,代表人物是王畿、王艮等）、归寂派（强调主静归寄的修养功夫,代表人物是聂豹、罗洪先等）、修正派（主张事上磨炼,代表人物是钱德洪、邹守益等）。首沐良知之学：王阳明谪居龙场与滇黔王学之传播第八讲王学的形成与发展（下）
黔中王门是王阳明龙场悟道后形成的一个学派,在王门后学系统中最早学习和传播阳明心学,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结合《中国历史地图集》和王阳明的诗词,王阳明从湖广辰州府出发后,沿驿路到了沅州府,有《罗旧驿》《沅水驿》可证
《全集》卷一九《外集一·罗旧驿》、《沅水驿》,第766、767页。,然后从平溪卫（今贵州玉屏县）入贵州,道经偏桥卫（今贵州施秉县）、兴隆卫（今贵州黄平县）、清平卫（今贵州清平县）,除偏桥卫,其他三地有《平溪馆次王文济韵》《兴隆卫书壁》
《全集》卷一九《外集一·兴隆卫书壁》,第767页。《清平卫即事》为证。
《全集》卷一九《外集一·清平卫即事》,第768页。钱明、束景南等人认为王阳明经过偏桥卫时收得贵州籍弟子钱凤翔,钱凤翔及门是有明确记载的：正德中年,王守仁过偏桥,翔方年幼,慕其学,执贽请为弟子,守仁深器之。嘉靖年间钱凤翔袭指挥使,因招抚有功,升洞庭守备,再升任福建行都司署都指挥佥事,至隆庆二年（1568）,获掌广西都司事。
乾隆《镇远府志》卷二四《乡贤传》,乾隆五十六年刻本,叶7b—8a；民国《施秉县志》卷一《乡贤》,1965年油印本,叶56b—57a。但需要注意的是钱凤翔是哪里人,清代方志或写作湖广人
如康熙《建宁县志》卷一九《武职》,康熙三十二年刻本,叶2b。,其子钱中选则被写为偏桥卫人
乾隆《镇远府志》卷一八《选举志·外任》,乾隆五十六年刻本,叶39a。,因为明代偏桥卫在贵州镇远府自然境内,却属湖广都司。
《明史》卷九〇《兵志二》,第2214页。根据现在的行政区划将钱凤翔定为贵州人是合理的,但依据现有史料我们无法确定钱凤翔的祖籍及移入偏桥卫的时间,遽然定为贵州人有不合理之处。一种比较稳妥的说法,钱凤翔是王阳明谪居龙场途中在云贵湖广地区所收较早之弟子。
汤冔也是王阳明谪居龙场期间的亲传弟子。《正德十六年进士登科录》汤冔家状谓汤冔贯贵州宣慰司民籍,直隶桃源县人,其父汤轸
《正德十六年进士登科录》,《明代登科录汇编》第六册,第3164页。,徐樾《承德郎汤轸墓志铭》谓世系淮北清河县赤鲤湖籍,国初流寓贵竹,而奕叶至今
嘉靖《贵州通志》卷一二《艺文·墓表类·承德郎汤轸墓志铭（徐樾）》,《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69册,第812页。,莫友芝《太守汤伯元先生冔》谓其先自直隶桃源来籍［清］唐树义审例、黎兆勋采诗、莫友芝传证,关贤柱点校：《黔诗纪略》卷三《太守汤伯元先生冔》,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乾隆《陈州志》汤冔之孙汤师顼本传中直谓其先桃源人,后以军官调黔,遂为贵阳人
顺治《陈州志》卷一四《宦绩志·良牧·汤师顼》,顺治十七年刻本,叶16b。。这里的直隶桃源县即明代南直隶淮安府桃源县,淮北清河县是指明代南直隶淮安府清河县
《明史》卷四〇《地理志一·淮安府》,第915、916页。,赤鲤湖在桃源县治北六十里。
乾隆《重修桃源县志》卷一《舆地》,民国六年刻本,叶17a—17b。汤冔家状、汤轸墓志的记载稍有偏差,但桃源、清河二县相邻,我们可以说汤冔祖上是南直隶淮安府桃源县人。
汤冔,字伯元,王守仁谪龙场,冔往师事,得知行合一之学。王阳明受贵州提学副使席书之邀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时,汤冔、陈宗鲁等人前去听学,得其传者首推陈宗鲁及先生,宗鲁得阳明之和,先生得阳明之正。文章吏治,皆有可称。汤冔中正德十六年（1521）辛巳科进士,仕至南京户部员外郎,出为潮州知府。潮州是两广地区事务繁多的大府,商旅络绎,税收事务繁杂,当地士大夫又好走后门,多任地方官行政不畅。汤冔到任后核检商税,在旧额的基础上稍有增加,如有假借成规之名收受贿赂的,便要求立刻归还,自己更是清正廉明,秉公办事。因此,各项政务慢慢得以理顺。在任三个月,便调巩昌知府（当时属陕西布政使司）,不幸的是,汤冔在潮州知府任上得罪了一有势力的人家,被恶意中伤,竟被罢官。归乡后,汤冔以创作诗歌自乐,著有《逸老闲录》《逸老续录》等,卒年八十一岁。
汤冔是至孝之人,在京官任上几十年,潮州知府任上三个月,无法奉养母亲,每每向着西南方向流泪。为人兄,又关爱弟弟。兄弟三人年幼时,因继母韩氏待之苛刻,弟弟汤邦、汤鼎离家出走。后来,汤冔和父亲汤轸等多方找寻,只在贵州普安找到汤邦,汤鼎终是没了下落。每提到这件事,不免涕泪沾裳。汤冔子孙多入仕者,子汤克俊,嘉靖三十四年（1555）举人,仕至云南澂江府新兴州知州。孙汤师顼,字启英,万历十六年（1588）举人,任广西永福县教谕（即顺治《陈州志》谓典教粤西永福,下同）,留心学校教育,捐置学田,崇祀名宦。转任北京国子监（北成均）,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任顺天府通判（京兆别驾）,再为南京刑部主事,升顺天府治中,被府尹排挤,出为陈州知州,任上赏罚分明,为政清平不扰民。孙汤师炎,字子农,万历三十一年（1603）举人,官至大理府推官。时值贵州奢崇明、云南沾益土妇设科等叛乱,屡败官军,道路受阻,新任云南巡抚闵洪学从广西田州辗转到任,命汤师炎为监军。汤师炎后不幸被贼所执,辱骂不屈,遂被害。赐祭葬,赠光禄寺少卿,荫一子入国子监读书。
道光《贵阳府志》卷七三《明耆旧传一·汤冔》,咸丰二年刻本,叶9a—10a；乾隆《新兴州志》卷六《官师·知州·汤克俊》,乾隆十五年刻本,叶7a；道光《永福县志》卷二《宦绩·汤师顼》,抄本,叶21a；顺治《陈州志》卷一四《宦绩志·良牧·汤师顼》,顺治十七年刻本,叶16b；乾隆《陈州府志》卷一三《职官·知州·汤师顼》,乾隆十二年刻本,叶8a；万历《顺天府志》卷四《政事志》,《存目》史部第208册,第137页；道光《贵阳府志》卷七四《明耆旧传二·汤师炎》,咸丰二年刻本,叶7a—7b。
再有陈文学,字宗鲁,他也应是卫所军事移民后裔,例如嘉靖《贵州通志》谓前卫人
嘉靖《贵州通志》卷六《科目》,《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69册,第852页。,嘉靖《耀州志》谓贵州卫人
嘉靖《耀州志》卷六《官师·明知州》,光绪十六年刻本,叶4a。,道光《贵阳府志》谓贵州宣慰司人,史料阙如,暂时无法考清陈文学的祖上迁入贵州的时间,我们暂以之为贵州人。陈文学于正德十一年（1516）中举,嘉靖《耀州志》本传说他于嘉靖八年（1529）任陕西耀州知州,喜欢和文人打交道,平日里以诗酒自娱,政事多疏,其后因不小心杖人至死,被仇家告发不得已辞官归乡。《明分省人物考》本传所谓知耀州三年,调简,不果赴,应该和闹出人命被人告发一事相关。
陈文学十多岁的时候便能作诗文,他以诸生事王守仁于龙场,潜心理学,成为王阳明的弟子。王阳明后来有诗相赠,学文须学古,脱俗去陈言。譬若千丈木,勿为藤蔓缠。又如昆仑派,一泻成大川。人言古今异,此语皆虚传。吾苟得其意,今古何异焉子才良可进,望汝师圣贤。学文乃余事,聊云子所偏,对自幼聪慧的陈文学提出很高的期望,希望他要师学古人,师学圣贤,以成大器。从耀州知州任上辞官归乡后,陈文学不再关心世事,潜心学问,精究学业,证以师说,颇有所得,还作诗怀念老师王阳明：不拜先生四十年,病居无事检遗编。羲文周孔传千圣,河汉江淮会百川。读书治学之外,还收藏晋唐时期的楷书、行书字帖,时时临摹,甚是逼真。有客人来,便谈诗论文。六十岁时遇到一个算命先生,说年岁不利,陈文学便自撰《五栗先生墓志铭》,宽心待尽,但十六年之后去世。著有《耀归存稿》《余历续稿》《孏簃录》,其门人统编为《陈耀州诗集》,贵州普安人、终官四川按察佥事邵元善为作序,称赞说：其诗触趣而发,不强作,冲澹如栗里（陶渊明）,萧散如苏州（韦应物）,沉郁如少陵（杜甫）,而平生落落不偶于时,偃蹇寂寥以终其身,大都与诗相似,盖理学而兼能诗者。
道光《贵阳府志》卷七三《明耆旧传一·陈文学》,咸丰二年刻本,叶8b—9a；《全集》卷二九《续编四·诗·赠陈宗鲁》,第1182页；《明朝分省人物考》卷一一五《贵州全省·陈文学》,第2542页；［明］郭子章：《黔记》卷四七《乡贤列传四·陈文学》,《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3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297页；嘉靖《耀州志》卷六《官师·明知州》、卷三《建置》,光绪十六年刻本,叶4a、4a、7b。
又有叶梧,有关他的记载比较零散,结合康熙《贵州通志》、康熙《宝庆府志》、同治《新化县志》、雍正《镇安县志》等方志中可以相互核实的信息如下,叶梧是正德八年（1513）举人,正德十四年（1519）时任湖广宝庆府新化县教谕,他性格温和,但教学方面却很严苛,学生都惧怕他。叶梧见新化县学学宫祭器短缺,便竭尽全力补充完备。嘉靖四年（1525）任陕西商州镇安知县。
康熙《贵州通志》卷一六《选举·举人》,康熙三十六年刻本,叶20b；同治《新化县志》卷一五《官师志二·治绩》,同治十一年刻本,叶6b；道光《宝庆府志》卷一〇六《政绩录二·黄汝显传附叶梧传》,叶19a；雍正《镇安县志》卷三《官师·知县》,雍正四年刻本,叶2a。
史料阙如,叶梧拜王阳明为师或许也是王阳明在龙场之时。叶梧任新化县教谕后,王阳明有书信一通谆谆教诲之,殷切期望之,希望叶梧不要因位卑而不尽职尽责：消息久不闻。徐曰仁（徐爱）来,得子苍书,始知掌教新化,得遂迎养之乐,殊慰,殊慰。古之为贫而仕者正如此,子苍安得以位卑为小就乎！苟以其平日所学熏陶接引,使一方人士得有所观感,诚可以不愧其职。今之为大官者何限,能免窃禄之讥者几人哉子苍勉之,毋以世俗之见为怀也。寻复得邹监生乡人寄来书,又知子苍尝以区区之故,特访宁兆兴,足仞相念之厚。兆兴近亦不知何似,彼中朋友亦有可相砥砺者否区区年来颇多病,方有归图。人还,匆匆略布闲阔,余俟后便再悉也。
束景南：《阳明佚文辑考编年·寄叶子苍》,第401、402页。结合道光《宝庆府志》叶梧正德十四年任湖广宝庆府新化县教谕的记载,可将此封书信系于正德十四年前后。
值得一提的是,叶梧和陈文学曾整理校对王阳明的诗文著作,刻成《阳明先生文录》3卷（影印本收入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影印本《阳明文献汇刊》第20册）、《新刻阳明先生文录续编》3卷）,与嘉靖十四年闻人诠刻本《阳明先生文录》22卷、嘉靖二十六年范庆刻本《阳明先生文录》17卷等都是嘉靖时期刻本,早于隆庆六年谢廷杰刻38卷本《王文成公全书》,文献传承之功甚大。
贬谪期间,王阳明没有一直在龙场驿待着,其收徒授学范围自然不限于各地来龙场问学之学子。正德四年（1509）,贵州提学副使席书聘请他到省城贵阳书院讲学,是年先生始论知行合一
《全集》卷三三《年谱一》,第1355页。,对贵州全省都有很大的影响。《年谱》中提到的贵阳书院实际是文明书院,早在1987年谭佛佑已有辨证,王阳明去世时贵阳仅有文明书院。贵州还有正学书院在提学道署右,嘉靖二十一年（1542）提学副使蒋信建；阳明书院在治城东,嘉靖年间巡按监察御史王杏建。
谭佛佑：《王阳明主贵阳书院辨证》,《贵州文史丛刊》1987年第1期。文明书院系提学副使毛科建。
嘉靖《贵州通志》卷六《学校·文明书院》,《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68册,第762页。毛科,字应奎,浙江余姚人,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
光绪《余姚县志》卷一九《选举表》,光绪二十五年刻本,叶40b。弘治十六年（1503）四月,命贵州按察司副使毛科提调学校兼督理屯田。
《明孝宗实录》卷一九八,弘治十六年四月壬寅条,第3657页。其继任者是席书,正德四年（1509）正月,升河南按察司佥事席书为贵州按察司副使
《明武宗实录》卷四六,正德四年正月辛酉条,第1058页。,正德六年（1511）正月升河南布政司右参政。
《明武宗实录》卷七一,正德六年正月丁丑条,第1572页。毛科在任上曾邀请王阳明到文明书院讲学,时间不晚于正德四年四月,其时,毛科致仕归,王阳明有《送宪副毛科致仕归桐江书院序》相赠,正德己巳夏四月,贵州按察司副使毛公承上命,得致其仕而归。
《明孝宗实录》卷七五,正德六年五月辛亥条,第1647页。正德六年（1511）五月,毛科才被起复为山东按察司副使。
嘉靖《贵州通志》卷一六《艺文·序类·送宪副毛科致仕归桐江书院序》,《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68册,第602页。
针对毛科之请,王阳明有《答毛拙庵见招书院》诗婉拒：野夫病卧成疏懒,书卷常抛旧学荒。岂有威仪堪法象实惭文檄过称扬。移居正拟投医肆,虚席仍烦避讲堂。范我定应无所获,空令多士笑王良。
《全集》卷一九《外集一》,第778页。笑王良典出《孟子·滕文公》,说的是赵简子让王良为自己的宠臣嬖奚驾车打猎,第一次按规矩驾车却无所获,第二次不按规矩驾车反而有收获,但王良不愿意破坏规矩,于是辞去驾车的差事。王阳明明言自己正在病中,学问亦久已荒疏,最后再抛出王良的典故,拒绝了毛科的请求。但据陆永胜研究,正德四年春,王阳明还是应毛科之请去了一趟贵阳,毛科于四月致仕,王阳明也就回到龙场。
陆永胜：《王阳明龙冈书院讲学考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席书到任后两次修书,邀请王阳明到贵阳讲学,第一封信中写道：切惟执事（王阳明）文章气节海内著闻,兹谪贵阳,人文有光,遐土大庆。曩者应光毛先生在任之日,重辱执事,旅居书院,俯教承学,各生方仰有成,不意毛公偶去,执事遂还龙场,后生咸失依仗。兹者书（席书）以凡材滥持学柄（以贵州按察副使之职提调贵州学校）,虽边镇不比中州,而责任之重,则一兹欲再屈文饰,过我贵城（贵阳）,振扬吾道之光,用副下学之望。［明］席书：《元山文选》卷五《书札·与王阳明书》,《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76册,第497页。稍晚时候,又修书信一通,洋洋洒洒千余言,言辞恳切。［明］席书：《元山文选》卷五《书札·与王阳明书》,《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76册,第497—499页。
席书被任命为贵州提学副使是在正德四年（1509）正月,席书建议王阳明再逾旬日,候书遣人至彼,然后命驾,建议王阳明在十月初一前后动身前往贵阳。席书在信中提出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学习圣人之道,抨击当时为了功名利禄而读书的不良社会风气,圣人之道被忽略,更不要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了。但席书是进士出身,熟读儒家经典,是不可能完全舍弃举业的,针对当时的不良社会风气,提出将圣贤之学与举业之学融合为一,教者在讲学过程中要兼顾二者。席书的这封书信显然是对了王阳明的口味,王阳明也是进士出身,又有为圣贤之志,对儒家经典往往有独到的解释,欣然赴讲席之约便是自然之事了,于是便有了守仁既就书院,书公余则往见,论学或至夜分。诸生环而观听者以数百,自是贵人士始知有心性之学
道光《贵阳府志》卷五六《录三·明总部政绩录二》,咸丰二年刻本,叶12b。的盛大景象。对于席书,王阳明自是感敬有加。嘉靖六年（1527）二月,六十七岁的席书在京师去世
《国朝献征录》卷一五《内阁四·席书墓志铭（杨一清）》,第539—542页。,当年,王阳明有祭文,回忆了受邀在贵阳讲学的日子,又忆往年与公论学于贵州,受公之知实深,但已多年未见,不料阴阳两隔,又无法亲自前去拜祭,只能千里设位,一恸割心,并立下誓愿,即使不能有益于国,也要勤于学问,不能辜负了知己的心。
《全集》卷二五《外集七·祭远山席尚书文》,第1060、1061页。
值得一提的是,在束景南、邹建锋等人的努力开掘下,让我们知道王阳明谪居贵州龙场时,心学还传播到了云南,代表人物有云南蒙化人朱光霁、朱光弼兄弟二人。朱光霁的祖上是北直隶永平府滦州人,明初被选为某卫所军,驻应天府句容县,迁滇始祖朱德林从沐英镇守云南,调云南蒙化卫,便在此地落地生根,故《成化二十三年进士登科录》朱玑家状书写为贯直隶永平府滦州人,云南蒙化卫军籍。朱德林子朱福成袭世职,朱福成子朱玑,字文瑞,号恒斋,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授大理寺评事,累至正三品贵州按察使。朱玑之子朱光霁,字克明,号方茅,正德八年（1513）举人,嘉靖十一年（1532）授重庆府通判,减轻百姓赋役负担,清理冤狱,深得百姓爱戴。嘉靖十五年（1536）迁绵州知州,雷厉风行,清理州中富豪之家私役民人之事。三年任满,迁西安府同知,将修复河套地区的劳役征派以及边塞防秋工作处理得妥妥当当。又不畏权贵,不给管理织造事务的权珰下跪,因此得罪了权珰,权珰想中伤他却无隙可乘。治理冤狱更是得心应手,西安人将他比作包拯。在西安府同知任上,朱光霁乞致仕,上官挽留不得,西安知府派人送去升任佥都御史的官凭,但终归还是没有留住他。归乡后,布衣蔬食,安贫乐道,卒于隆庆四年（1570）十月初五。
朱光霁的师承,《朱光霁墓志铭》《蒙化县志稿》朱玑本传都有记载。《朱光霁墓志铭》谓及恒斋公历官为贵州宪长,适阳明王先生谪居龙场,公（朱光霁）与二兄（朱光弼）投学,得闻良知之说。这一记载并不准确,其时,朱玑任贵州按察副使（别称宪副）。《蒙化县志稿·朱玑传》中说得很明确,出为四川按察司佥事,升贵州按察司副使,时王阳明先生谪龙场驿,玑遣子从学,声气相洽,这又可证于《黔记》和《明武宗实录》,《黔记》谓弘治十八年（1505）朱玑任贵州按察副使,《明武宗实录》谓正德五年（1510）四月,由贵州按察司副使升任贵州布政司左参政,正德六年（1511）七月,由贵州布政司左参政升任贵州按察使（别称宪长）。订正《朱光霁墓志铭》中的这处错误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讨论朱光霁与王阳明的关系。
龙场问学后,王阳明于正德四年（1509）闰九月离开龙场,师生关系并未中断,《蒙化县志稿·朱光霁传》所收王阳明赠朱光霁南归时书札一通可为证：朱光霁克明,廉宪朱公之子也,尝与其兄光弼从学于予。举于乡,来游太学,已而归省,请学之要……道经湖贵,从吾游者多,或有相见,亦出此致勉励之意。这通书信的书写时间值得一究,民国《新纂云南通志·朱光霁传》也收录这通书信,同时提到其自太学南归也,守仁赠以序云：‘朱光霁克明,廉宪朱公之子也,尝与其兄光弼从学于予。举于乡,来游太学,已而归省,请学之要’。结合其他记载可以厘清这封书信的来历：正德八年（1513）,朱光霁中举,其后进京参加会试,次年会试落第,南归途中前去拜见王阳明并问学,王阳明遂有此答信。《国朝献征录》卷九四《朱光霁墓志铭（李元阳）》,第4120、4121页；《巍山朱氏历代宗支族谱》,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编《大理丛书·族谱篇》,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13—738页；《成化二十三年进士登科录》,《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上,第618页；民国《蒙化县志稿》卷二三《人和部卷八·耆旧志上》,民国九年铅印本,叶4a—6a；道光《云南通志稿》卷一四八《人物志二·卓行》,道光十五年刻本,叶44a—44b；［明］郭子章撰：《黔记》卷二八《总督抚按藩臬表》,《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578页；《明武宗实录》卷六二,正德五年四月丙午条,第1366页；《明武宗实录》卷七七,正德六年七月乙卯条,第1685页；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二〇七《名贤传五·景东直隶厅》,民国三十八年铅印本,叶16a—17a。但拜见地点是南京还是滁州,依据现有史料难以断定。正德七年（1512）十二月,王阳明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次年二月抵达余姚老家,十月到南京太仆寺少卿驻地滁州,正德九年（1514）二月升任南京鸿胪寺卿《明武宗实录》卷一〇九,正德九年二月乙巳条,第2237页。,五月份到南京。一般而言,明代会试是二月十五日考完,三月初三日就要殿试。朱光霁知道考试结果后,假定于二月底或三月初动身南归,最有可能是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南下的,到南京或者滁州都是有可能的。看似小众实不小：以东昌、兖州二府为传学中心的山东王门
北方王门主要是指山东、陕西、河南三省的王门弟子。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北方王门学案》中评价说：北方之为王学者独少,穆玄庵既无问答,而王道字纯甫者,受业阳明之门,阳明言其‘自以为是,无求益之心’,其后趋向果异,不可列之王门。非二孟嗣响,即有贤者,亦不过迹象闻见之学,而自得者鲜矣。
《明儒学案》卷二九《北方王门学案》序言,第635—653页。王阳明的再传弟子张元忭则给出另一种评价,北方王门人的数量确实比不上南方,但也有不少有很深学术造诣之人,有明正嘉之际,王文成公倡道于姚江,维时及门之士,自大江以南无虑千百人,而淮以北顾寂寥寥,诚阻于地也。既一再传,诸高第门人,各以其学流布于四方,然后一二杰者,始兴起于齐、鲁、燕、赵之间,而其毅然自树,超然独得,顾有出于及门诸士之上,何哉［明］张元忭撰、钱明编校：《张元忭集》卷一三《墓表·茌平弘山张先生墓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35页。《明儒学案·北方王门学案》载有穆孔晖、王道、张后觉、孟秋、尤时熙、孟化鲤、杨东明、南大吉八位弟子,有亲传,有再传、三传者。邹建锋《阳明夫子亲传弟子考》认为北方王门阳明亲传弟子是穆孔晖、王道、南大吉、路迎、梁谷、陈鼎、南逢吉、南轩八人。
邹建锋：《阳明夫子亲传弟子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29—239页。
山东王门是北方王门的一个分支,较早的亲传弟子是王阳明主试弘治十七年（1504）甲子科山东乡试时取中的举人,他们是路迎、穆孔晖、王道、陈鼎,不晚于正德七年（1512）,四人已成为王阳明的弟子,《同志考》载有四人的名字。
《全集》卷三三《年谱一》,第1362页。正德六年（1511）,王阳明在北京,梁谷此时及门。张后觉非亲传弟子,他私淑于江右王门弟子颜鑰（或作颜钥,江西吉安永新人）和徐樾（江西贵溪人,师从王艮）,孟秋是张后觉的弟子。
路迎,字宾旸,汶上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历南京兵部主事、兵部郎中、襄阳知府、松江知府、淮安知府、宣府巡抚、山西巡抚、兵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等,累官至兵部尚书,是阳明亲传弟子中官位较高的。他在各官任上政绩颇不凡,如在宣府巡抚任上核实兵马钱粮数额,用不到两年的时间便查清了宣府地区骄横不法的军士用改名换姓、虚报兵员等手段冒领钱粮的贪污腐败大案,军中上下震慑叹服,再也不敢以身试法。在陕西巡抚任上,与宣大总督翟鹏、延绥巡抚张整军备战,抵御河套地区的蒙古军队。
嘉靖二十五年（1546）六月,给事中何光裕上疏弹劾时任兵部尚书路迎怠废戎务,路迎没有等弹章批复下来便上疏自劾乞休,嘉靖帝很恼火,责问他为什么不等弹章批复下来便乞休,并让他说明理由。路迎说自己的才能不能胜任兵部尚书之职,有请辞的想法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还请皇上天恩浩荡,放自己归乡。世宗看到路迎的自陈后很不高兴,责备了一番,将其革职闲住。回乡之后,路迎隐居于田园,生活俭朴无华,角巾野服,优游独乐园……艺圃、灌花、弈棋、命酌,泊如也……居常以风俗日摩（引者注：应为靡）为忧,厅事寝阁才取完朴,弗假雕镂丹碧为饰,服饰雅淡,殊无袭锦错珍之风。卒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卒年八十八岁。
笔者参引的数种史料中,康熙《兖州府志》中与堂邑穆孔晖、武城王道同师事王守仁的记载弥足珍贵,可与《明儒学案》相印证补充,给出更多北方王门的信息。［明］吴岳：《兵部尚书路迎墓志铭》,李恒法、解华英编著：《济宁历代墓志铭》,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125—130页；万历《汶上县志》卷六《人物志》,康熙五十六年刻本,叶10ab；《正德三年进士登科录》,中华古籍资源库,叶22b；康熙《兖州府志》卷二八《人物志六》,康熙二十四年刻本,叶15b；《明世宗实录》卷二七六,嘉靖二十二年七月庚戌条,第5406页；卷三一二,嘉靖二十五年六月癸巳条,第5846页。我们知道,王阳明不仅自己践行为政亲民之道,还将为政亲民之道传授给弟子,鼓励出仕的弟子践行此道。路迎在各官任上实心政务,自然不免受老师的影响,这有多封书信可以为证。按万历《襄阳府志》,路迎于正德十二年（1517）出任襄阳知府,正德十五年（1520）时已由东乡人吴华接任。
万历《襄阳府志》卷二〇《秩官表二》,万历十二年刻本,叶26b。王阳明有一封署日期十一月廿七日的信写给路迎,或是写于正德十二年,其谓：闻有守郡之擢,甚为襄阳之民喜。仕学一道,必于此有得力处方,方是实学；不然,则平日所讲尽成虚语矣。‘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路之言,未尝不是。宾阳质美而志高,明德亲民之功,吾见其有成也。
束景南：《阳明佚文辑考编年·与路宾阳书（四首）》,第385、386页。对路迎提出殷切的期望,希望他践行明德亲民之道。路迎确实做到了,他在任上明令禁止胥吏胡作非为,限制地方豪强,与民休息,丁忧解任后,襄人立碑思之。万历《襄阳府志》更谓尝从王阳明先生讲论明体适用之学,故教士必究明德之本,为政必求新民之效,以故士诵而怀之［明］吴岳：《兵部尚书路迎墓志铭》,《济宁历代墓志铭》第126页；万历《襄阳府志》卷三七《宦迹》,叶16a—16b。。
穆孔晖,字伯潜,号立菴,堂邑人,弘治十七年（1504）甲子科山东乡试解元,次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正德二年（1507）授翰林院检讨,参修《明孝宗实录》,但因为忤逆权监刘瑾,调南京礼部主事,刘瑾伏诛得还旧职。正德六年（1511）充会试考试官,历南京国子监司业、北京国子监司业,嘉靖四年（1525）,预修《武宗实录》成,升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参修武官续黄即明代卫所武官《武职选簿》,累至南京太常寺卿。朝臣多次推举他为侍郎,终未能实现。嘉靖十三年（1534）七月致仕归乡,闭门静养,与世相忘。穆孔晖生于成化十五年（1479）,卒于嘉靖十八年（1539）,卒年六十一。
《国朝献征录》卷七〇《穆孔晖墓志铭（王道）》,第3055、3056页；《弘治十八年进士登科录》,《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点校本·中,第176页。世宗诏谥文简,又念其讲读之劳,赐祭葬,恤典从厚。
《明世宗实录》卷二三二,嘉靖十八年十二月甲戌条,第4767页。穆孔晖对王阳明学说的态度是有变化的,天性好学,虽王守仁所取士,未尝宗其说而非薄宋儒,晚年乃笃信之
《国朝献征录》卷七〇《南志·穆孔晖（黄佐）》,第3056、3057页。,《明世宗实录》也总结评价说孔晖夙有俊才,好古文辞,行己端雅,士论甚重之,晚乃好佛学,其卒,棺敛如西竺法云
《明世宗实录》卷二三二,嘉靖十八年十二月甲戌条,第4767页。,在其《玄庵晚稿》中有一部分关于佛经的诗,如《病忆涅槃经不能看》谓四十九年说法人,犹如月照万方新。要知月落今何在,他处方看月满轮。［明］穆孔晖：《玄庵晚稿》卷一《七言绝句》,清抄本,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叶12a。由此可见,穆孔晖在晚年才笃信阳明学说。
王道,字纯甫,武城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恰逢山东贼寇攻掠州县,王道上疏说自己想带着老母亲到江南去避难,恳请朝廷让自己改任南方地区的学职,朝廷答应他的请求,让他出任应天府教授,两年后升为正六品南京礼部主事,其后在吏部验封司、考功司、文选司任职十年。
《国朝献征录》卷二六《吏部三·侍郎·吏部右侍郎王公道［神］道碑（严嵩）》,第1099—1110页。其同门时任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方献夫说太子东宫官员有缺,希望从两京科道官中推举,并褒赞王道学行纯正,识度宏远,可备宫僚劝讲之职,拟改为从五品左春坊左谕德。这是嘉靖十一年（1532）九月时的事,此时的王道已是正五品吏部文选司郎中。单从官品来看,正五品的吏部文选司郎中到从五品的左春坊左谕德,不升反降。
《明世宗实录》卷一四二,嘉靖十一年九月癸丑、辛酉条,第3303、3310页。
此事件的背后,却不简单。明朝规制,非翰林官要想入选讲官,必须获得翰林院和宫坊的资格才予考虑。
谢贵安：《明代经筵和日讲讲官的选任条件》,《明清论丛》第十五辑,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第25—52页。前面已讲到,王道中进士后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但他未赴任,此时让王道稍降官品出任左春坊左谕德,是为进阶讲官做准备。张珩上疏请辞获允,嘉靖十一年十月时王道被任命为南京太仆寺少卿。
《明世宗实录》卷一四三,嘉靖十一年十月辛丑条,第3346页。王道也坚辞不任,他说朝廷以名器为重,不轻假人以不次之官,而人臣惟义分是安,当致谨于非分之获,意思是说职官是朝廷名器,要按照次序升迁,做臣子的应谨守本分,不该得的不能妄求,希望朝廷收回成命。此举在士大夫那里赢得了一个好名声。在王道的请辞之下,朝廷批准他回乡养病一年。
《国朝献征录》卷二六《吏部三·侍郎·吏部右侍郎王公道［神］道碑（严嵩）》,第1099—1110页。
从《明世宗实录》的记载看,朝廷已经授以王道左春坊左谕德之职,当是王道以病坚辞未任。《实录》谓嘉靖十二年（1533）五月,升养病左春坊左谕德王道为南京国子监祭酒
《明世宗实录》一五〇,嘉靖十二年五月癸丑条,第3437页。,与《神道碑》养病一年的记载相合。嘉靖十三年（1534）三月,王道再次以病辞官归乡,从此居家十三年,读书讲学,种树灌园以自适,盖不通仕籍者十有三年。
《明世宗实录》卷一六一,嘉靖十三年三月癸未条,第3590、3591页,《国朝献征录》卷二六《吏部三·侍郎·吏部右侍郎王公道［神］道碑》,第1099页。直至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起为国子监祭酒,丁忧回籍
《明世宗实录》卷二六七,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庚子条,第5289页。,至嘉靖二十五年（1546）六月,起为南京太常寺卿,未赴任便改为南京户部侍郎,不久改任礼部右侍郎,掌国子监事
《明世宗实录》卷三一二,嘉靖二十六年五月壬辰条,第5846页。,嘉靖二十六年（1547）五月改吏部右侍郎,七月卒于官,年六十一,赐祭葬
《明世宗实录》卷三二三,嘉靖二十六年五月丁卯条,第5993、5994页。,隆庆二年（1568）赠礼部尚书,谥文定。
《明穆宗实录》卷一九,隆庆二年四月壬寅条,第536页。
陈鼎,字文相,其先南直隶宣城人,高祖礼部尚书陈迪死于建文之难,陈迪的祖父陈宥贤在明初随明太祖打天下,以功授抚州守御百户,陈家遂为军户,《弘治十八年进士登科录》陈鼎家状、《嘉靖二十三年进士登科录》陈其学家状都谓贯山东登州卫,军籍,直隶宣城县人。
陈鼎中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正德四年（1509）授礼科给事中,曾弹劾镇守河南中官福建人廖堂的堂侄廖铠冒籍中河南乡试,廖铠被除名,陈鼎也因此遭到廖堂记恨。遇有流贼叛乱,陈鼎上疏言平叛机宜,廖堂让党徒指摘奏疏中不当之处。武宗被激怒,陈鼎被逮下诏狱。有人诬陷说,此前陈鼎抄没平江伯陈江家产时,曾与刘瑾一起增佑物价,有侵盗之嫌。幸得尚书杨一清极力救之,被贬为民。正德十六年（1521）五月,即位不久的世宗以之为陕西布政司右参议,剿平扰乱陕西地区很久的贼寇,升陕西按察副使,兵备延绥,抚绥有方,嘉靖五年（1526）二月升浙江按察使,再升应天府尹,未任卒,时为嘉靖六年（1527）六月二十九日。
宣统《山东通志》卷一五九《人物十一·历代名臣·明一》,民国四年铅印本,叶18ab（志谓嘉靖复陈鼎官河南参议,误,《明世宗实录》卷二,正德十六年二月丙寅条,第98页谓陕西布政司右参议,《明分省人物考》等史料谓陕西参议）；《明史》卷一四一《陈迪传》、卷一八八《张文明传附陈鼎传》,第4025、4026、4994、4995页；《弘治十八年进士登科录》,《明代登科录汇编》第五册,第2526页；《嘉靖二十三进士登科录》,《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点校本·中,第793页；《明朝分省人物考》卷九八《山东登州府莱州府辽东附·陈鼎》,第2119页；《明世宗实录》卷六一,嘉靖五年二月庚申条,第1429页。黄仁生：《日本现藏稀见元明文集考证与提要·大竹文集三卷大竹遗考三卷（陈鼎）》,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07页。
梁谷,字仲用,东平人,正德二年（1507）举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据王阳明的弟子黄绾记载,正德六年,王阳明、湛若水与黄绾在京师讲学,梁谷听说后来到王阳明府上,执弟子礼拜师,遂与黄绾、顾应祥（号箬溪）等人研讨学问,形影不离。一天,王阳明问他：天下何物至善梁谷回答说：惟性为至善。王阳明听后赞叹不已。又一日,梁谷与王阳明同寝,聊到深夜,王阳明感慨说当今社会世风日下,圣学不明,梁谷听后落泪了。由此可见,梁谷对阳明学说是深信不疑的,也有改变世风、学风的志向。正德七年（1512）二月,授吏部稽勋司主事,当年六月调考功司,对群臣的考核评议工作做得很好,时任吏部尚书杨一清很器重他,吏部同僚对他也很钦佩。没想到,在吏部考功司任上的梁谷因鲁藩归善王朱当沍（鲁庄王朱阳铸之子）谋反一事被贬为寿州同知。
在寿州同知任上,寿州遭遇暴雨,淮河水上涨致灾,知州、富人都想要出逃避难,只剩下穷人嗷嗷无助。梁谷当时在亳州地区公干,听闻后第一时间赶回寿州,组织百姓伐木培土抗洪,城民皆赖以完。大水过后,梁谷组织民众改建寿州城,花费却不多,寿州人非常感激,为梁谷立了生祠。迁郧阳府通判,转太仓州知州,该州遭遇瘟疫,梁谷组织地方士绅掩埋去世无葬之人,又组织设立粥厂施粥,民赖以活者无算。其后,又遇海盗劫掠海上,杀掠官军,梁谷有招安之策,果收其效,由此获得应天巡抚李充嗣的极力推荐,但因母病归乡,丁忧期满后,转任德王（朱祐榕）府长史。王府长史是正五品官,其职责是掌王府之政令,王府诞子请名、王府请婚、进献表章等都是长史职责所在,王有过错长史要匡正之。梁谷为德王所重,在朱祐榕的请求下,朝廷赐梁谷穿四品官服。但梁谷多次向朱祐榕请辞未获允,便向朝廷上了一道奏疏,不等命下便离任而去。嘉靖十二年（1533）四月十九日卒,年五十一。
张后觉,字志仁,号弘山,山东茌平人。张后觉为诸生时,先受业于江右王门弟子颜鑰,其时,颜鑰任茌平县学教谕,发阳明、白沙之旨以授宏山（此处宏山即张后觉,康熙《茌平县志》作宏山）,与门人孟秋所作《弘山张先生传》中张后觉获闻良知之旨,欣然有省,辄以斯道为己任恰合,明末大学士朱延禧称赞他早潜理学,学得姚江正脉。颜鑰离任后,张后觉又遭科举落第,便在十里之园结草庐读书授学,茌平人赵维新、恩县人王见虞、东阿人陈铁峰（陈职）等人翕然宗之,山东兴起者益甚众。又逢徐樾（江西贵溪人,师从王艮）为山东布政司参政,张后觉率门人弟子等前去受学,良知之学又有精进。张后觉后以岁贡生出任华阴县教谕（宣统《山东通志》作训导）,署理县务,为政很得民心,致仕还乡之时,县民泣送载道。归乡后,时任提学副使邹善（邹守益第三子）为他建立愿学书院,教习山东六府的士子,东昌知府罗汝芳（师从颜鑰之弟颜钧）建有见泰书院,时相讨论,凡吏于其土及道经茌平者,莫不造庐间问业,山东巡抚也两次到访,尚在病中的张后觉不能施礼,两人便促膝长谈,粗茶淡饭后归去。张后觉平生不作诗,不谈禅,不事著述,但茌平一县之地,成为传授阳明心学的一个中心。张后觉卒于万历六年（1578）七月,年七十六。
《明儒学案》卷二九《北方王门学案·教谕张弘山先生后觉》,第636页；［明］张元忭撰、钱明编校：《张元忭集》卷一三《墓表·茌平弘山张先生墓表》,第335—337页；［明］张后觉撰,邹建锋、李旭等编校：《北方王门集》张弘山集卷四《弘山张先生传（孟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666、667页；康熙《茌平县志》卷二《人物·儒林》、卷三《艺文·张宏山议谥事实（朱延禧）》,康熙四十九年刻本,叶39a、又25ab；宣统《山东通志》卷一六二《人物志十一·历代儒林》,民国四年铅印本,叶34b；《明史》卷二八三《张后觉传》,第7287、7288页。
赵维新,字素衷,一字文野,茌平人。二十岁时拜张后觉为师,宗阳明心学。赵维新将与张后觉的问答言语记录下来,成书《弘山教言》。赵维新是至孝之人,居丧时什么也吃不进去,骨瘦如柴,拄着拐杖才能勉强站起来。乡里之人要推举他的孝行,却被拒绝。妻子去世,五十年没再娶。家里筑墙时,做工之人从中发现一箱金子,任由做工之人拿走但没做声。总之,赵维新家境贫寒,每天只吃两顿饭,却能超然物外,怡然自得。后以岁贡生任长山县训导,九十二岁时无疾而终,祀乡贤。
《明史》卷二八三《张后觉传附赵维新传》,第7288页；康熙《茌平县志》卷二《人物》,康熙四十九年刻本,叶44a；民国《茌平县志》卷二《地理志·故宅》,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叶43a。
陈职,字汝受（《人物志下·卓行》作汝寿）,号铁峰,其家世代以力田为业,家业渐渐丰厚起来。他是嘉靖三十三年（1554）岁贡生。（《人物志下·卓行》作嘉靖癸卯,即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因母亲年迈,将朝廷文书藏起来,没有去做官。母亲去世后,陈职丁忧期满,仍未出仕,邻里之人劝他,他说自己已是迟暮之人,读书授学便很快乐,何必要去做官。他接受阳明学说的经历是得阳明先生语,悦之,后与邢文举、张后觉于每月初一集会讲学,谈说名理,终夕不倦,周边地区闻风而来的士子有数十百人,威望越来越高。有一次到庐陵去,邹善专门为他设立了讲坛,请他讲学,从此威望日重,途经茌平的士子官员都会去拜访他。陈职生于弘治十六年（1503）正月十五日,卒于隆庆四年（1570）八月二十二日,卒年六十八岁。
道光《东阿县志》卷一四《人物志下·卓行》、卷二二《艺文·墓表·明经刘铁峰先生墓表（于慎行）》,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叶14b、16a—17a。阳明思想的多元与丕变——以泰州学派、唐顺之、蒋信为例一、泰州学派：中国思想史上最早的启蒙学派
泰州学派因创立者王艮是南直隶扬州府泰州人而得名。学界对于泰州学派的归属一直有不同的声音,如侯外庐认为该学派的创始人王艮虽是王阳明的弟子,但他所开创的泰州学派却是一个有别于阳明心学的独立学派。目前人们似乎默认这样一种处理方法：一方面承认王艮在思想上渊源于王阳明,一方面把泰州学派视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
吴震：《泰州学派思想研究》绪论《泰州学案的重新厘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明末清初以来对该学派一直有不同的评价。黄宗羲认为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
《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案一》序,第703页。,认为王艮和泰州学派失掉王阳明学说之传。侯外庐则评价说王艮是早期启蒙思潮的先驱者,泰州学派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第一个启蒙学派
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324、325页。,对其多有褒扬。明代中叶以后是中国思想史的转型时期,学术思想活跃,学术流派纷呈,出现各种进步的社会思潮,泰州学派便是其一,我们有必要挖掘泰州学派的价值。
王艮,初名银,字汝止,号心斋,人称心斋先生,南直隶扬州府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生于成化十九年（1483）六月十六日。七岁的时候入私塾读书,后因家贫,于十一岁时辍学。虽然受教育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四年,但王艮很聪明,塾师都难不倒他。十九岁时,奉父亲之命经商,因经营得法,家道日裕,于是拿出部分钱财接济四邻乡亲,实为可贵。二十三岁时,客居山东的王艮病倒了,从医家学得倒仓法。病愈之后,遂潜心医道。二十五岁时,王艮在阙里谒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孟子等先圣之庙,奋然有任道之志。谒庙归来,每天勤奋攻读《孝经》《论语》《大学》,并将书放在袖筒里,逢人便讨论这些经典的含义。王艮在学问上有了真正的觉悟,却有一番神秘色彩,正德六年（1511）,二十九岁的王艮做了一个梦：
六年辛未,先生二十九岁。先生一夕梦天坠压身,万人奔号求救,先生独奋臂托天而起,见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万人欢舞拜谢。醒则汗溢如雨,顿觉心体洞彻,万物一体,宇宙在我之念,益真切不容己。自此行住语默,皆在觉中。题记壁间,先生梦后书正德六年间,居仁三月半于座右。时三月望夕,即先生悟入之始。［明］王艮：《重镌心斋王先生全集》卷二《年谱附出处事略》,《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17册,第349、350页。
这个梦确实是神奇了一些,学界于此也多讨论。吴震认为,这场梦对王艮的思想形成有重大的影响,但其思想的最终形成则要等到他拜师王阳明以后,王阳明的良知学说才是决定其思想之性格的基本要因。在明代心学史上,由梦而悟之类的经验之谈很常见,王阳明龙场顿悟便解决了缠绕他心头多年的思想困惑,得出阳明心学的标志性口号——心即是理。王艮此梦并没有点出学理上的问题意识之所在,梦中的王艮只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位救世主,为世人救苦救难、为整顿社会失序,奋起担当,并受到万人拜谢。但重要的是,我们从中看出王艮所抱有的担当社会、拯救世界的精神,与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观念是一脉相通的。正德十五年（1520）,王阳明在南昌讲良知之学,四方学子云集。此前,吉安人黄文刚在王艮的家乡当塾师,有一次听王艮讲《论语》第一章,对王艮说你的见解和王阳明十分类似。王艮对此非常惊讶,已有前往投见辩学的想法。王艮说,有是哉方今士大夫汨没于举业,沉酣于声利,皆然也。信有斯人论学如我乎,不可不往见之,吾将就其可否,而无以学术误天下,当即便买了船只准备动身。行前要征得父亲的意见,没想到父亲不同意。于是,王艮在父亲窗前跪到半夜,最终是其继母唐氏说服其父,便立刻登船前往南昌了。登船后,又具神秘色彩的事情发生了,王艮刚睡下,竟然梦到了王阳明,醒来后自言自语道：此神交也。进入长江后,不幸遭遇贼寇劫掠,王艮给贼寇作揖,听凭他们拿走所有东西,不料,贼寇被王艮的言行打动,离开了。进入鄱阳湖之后,又遭遇大风,王艮一番祈祷之后,风才停了。经历几番波折,总算是到了南昌,二人反复论难,直到王阳明讲到致良知之学,王艮才深深折服,感慨说：简易直截,予所不及！遂拜王阳明为师。王阳明对王艮也是赞不绝口,与门人说：吾擒宸濠,一无所动,今却为斯人动。舍斯人,吾将谁友并给他改名艮,字汝止。
嘉靖元年（1522）,王阳明因丁父忧回到家乡余姚,四方学者云集其门,道观寺庙都住满了人,但还是不能应求。王艮也随之来到余姚,组织建起了书院,调度一批房屋供四方学者们居住,并在他们中间宣传阳明学说,又觉得这样做没法让阳明学说传遍天下。一天,王艮对王阳明说：千载绝学,天启吾师倡之,可使天下有不及闻此学乎读王艮此语,知其有向天下广泛传播阳明学说的想法。王艮又问王阳明当年孔子周游列国所乘之车是什么样子,但王阳明笑而未答。这件事情之后,王艮便辞归了,辞归之后的他做了一件很大胆的举动,大家为之瞠目结舌。他做了一辆蒲轮车,车上挂了一条长幅标语：天下一个,万物一体,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遵圣道天地弗违,致良知神鬼莫测。欲同天下人为善,无此招摇做不通,知我者其惟此行乎！罪我者其惟此行乎！
《重镌心斋王先生全集》卷二《年谱附出处事略》,《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17册,第352—354页。
嘉靖二年（1523）癸未年是会试之年,无疑是王艮北上京师讲学的契机。在京师,王艮遇到大批阳明弟子,如黄直、欧阳德等人。这些阳明弟子认为王艮此举太过张扬,担心有可能惊动政府,纷纷劝他停止讲学,尽快南返。
吴震：《泰州学派思想研究》,第54页。按《明儒学案》的记载,当是时,阳明之学,谤议蜂起,同门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而且,王阳明也来信责怪,王艮不敢违背师命,便回到了会稽。回到会稽后,王阳明狠狠地责备了他一通,说他意气太高,行事怪异,接连三天都不见他。恰逢王阳明送客出门,王艮长跪道旁,说艮知过矣,但王阳明还是没有理他。王艮随王阳明来到屋檐下,大声说道仲尼不为已甚,意思是孔子不做太过分的事。这句话有些要挟的味道了,但王阳明听后将王艮扶了起来。
《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案一·处士王心斋先生艮》,第710页。这件事情之后,王艮朝夕侍奉在王阳明跟前。这一年的四月,淮扬大饥,王艮从他的朋友王姓商人那里贷了两千石米,从官府那里拿来人丁册,依册赈济；其年秋又遭疫,王艮又向百姓施药,民赖以活者无算。
嘉靖三年（1524）,到会稽拜访王阳明的学者越来越多,王艮建议王阳明在城中建书院以妥居来者。王艮也借机发表自己的见解,以百姓日用解释良知之学,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会失。这句话是王艮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我们在下文会有讲解。也就是在嘉靖三年（1524）,王艮在王门之中获得殊荣。阳明公谢诸生不见,独先生侍左右。或有谕诸生,则令先生传授,王艮成为王阳明的得意门生。之后的几年中王艮四出讲学,拜会学友,如嘉靖四年（1525）,同门邹守益被贬谪为广德州通判,建复初书院,大会同门,并邀请王艮前来讲学。这年七月,又应孝丰知县郭治之请前去讲学,并在学宫刻诗,以示诸生。次年八月,时任泰州知州王臣在安定书院召集诸生,聘请王艮前来讲学。嘉靖六年（1527）,王艮到了南京,与湛若水、吕楠、邹守益、欧阳德等人在新泉书院论学,写下《天理良知说》。该年,扬州人王俊、泰州人宗部、朱辄、朱恕、殷三聘等人前来受学。嘉靖七年（1528）,王艮在会稽讲学,该年十一月,听闻王阳明过世的消息,到桐庐迎丧,并与同门一起料理丧事。也就是在这个月,江西贵溪人徐樾、张士贤前来受学。
《重镌心斋王先生全集》卷二《年谱附出处事略》,《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17册,第356—359页。
王阳明去世后,王艮于嘉靖八年（1529）再往会稽会葬王阳明,并与同门在书院聚众论学,次年,在南京鸡鸣寺与邹守益、欧阳德、万表、石简等人聚讲。据年谱记载,从嘉靖十年（1531）也就是王艮四十九岁那年开始,王艮在南京、泰州等地讲学,传播自己百姓日用即道之学说,弟子也越来越多,如嘉靖十一年（1532）道州周良相、泾县吴标、王汝贞、南昌程伊、程俸先后来学,次年,缙云人丁惟宁来学,嘉靖十五年（1536）,抚州人董燧、吉安人聂静、婺源人董高、丹徒人朱锡、南昌人喻人俊、喻人杰、罗楫来学。
《重镌心斋王先生全集》卷二《年谱附出处事略》,《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17册,第360—364页。王艮在王阳明过世后开门授徒,但在阳明心学圈内却招来一些负面的说法,说王艮是别开门户,如王阳明的弟子陈九川曾指责王艮有门户之心门户之私。
吴震：《泰州学派思想研究》,第56页。对于自己的老师王阳明及其思想学说,王艮也是很敬重的,时有不谅先生者,谓先生自立门户。先生闻而叹曰：‘某于先师,受罔极恩,学术所系,敢不究心以报’
《重镌心斋王先生全集》卷二《年谱附出处事略》,《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17册,第365页。而且,王艮思想体系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其思想体系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天理良知。王艮师从王阳明,就是从服膺他的致良知学说开始的,以后又不遗余力地加以发展,使此说成为自己思想体系的基石,天理良知则是王艮提出的一个独创性概念。王艮认为,天理与良知是同一的,但其同一的结合点主要不是湛若水、王阳明所说的伦理道德秩序,而是天然自有之理。这一理论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王艮用孔子入太庙,每事问之例阐释自己的观点,孔子每事问便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即使像孔子这样的圣人也都有一般人的知觉本能,人的知觉本能是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没有一点假作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自然而然的行为,这就是良知,而良知是天然合理的,所以也就是天理。第二个层面,他以天理为天然自有之理,天然自有之理就是承认人的知觉本能,人的生理生活本能的天然合理,宋明理学中的去人欲实际是干扰、破坏这种本能的实现。因此,反对人欲,就是反对干扰和破坏这种本能的实现,以便使其亭亭当当顺着天性去做。
龚杰：《王艮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7—68页。
第二,日用良知。此一理论在天理良知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此再次提到王艮的那句名言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会失。这里所说的条理可以理解为事物的秩序性,实质是心、理或良知的本来意义。百姓日用条理,即是圣人条理处可以相应地理解为百姓日用也是合秩序性的,这种秩序性和圣人没有区别,都是良知本来状态的呈现。这样,百姓日用便不是一种纯粹的世俗行为,它也是良知的表现,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阮春晖：《阳明后学现成良知思想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2页。王艮又根据《大学》物有本末的思想,认为良知有体有用,赋予日用良知极强的实践性。良知之体主要指人的生理生活本能及其天然合理,故叫作天理良知,良知之用主要指人的生理生活本能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故称之日用良知。良知的体用关系也就是天理良知与日用良知的关系,前者是天理的内在状态,后者是天理的外在表现,因此,二者是体用一原的,符合《论语·里仁》中一以贯之之道。如此,就应该把良知从理论上一以贯之到实践中去,把人的天理良知发展为人的日用良知,说明人的饮食男女之类的家常事就是良知的体现,借以启迪人们为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觉悟。
龚杰：《王艮评传》,第70页。这种百姓日用论对于整个阳明学在内涵上的拓展和它长远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阳明学由于强调在心上格物,因而往往被斥责为脱离外在事物而走向空虚无用,王艮的百姓日用论是对异见的回击,更是对阳明学的维护和推扬。
阮春晖：《阳明后学现成良知思想研究》,第73页。
教育方法上,王艮经常讲的一句话是学是不累人的,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发前人之所未发的至理名言。王艮修正了理学教育的传统做法,寓教于简,寓教于乐。学是不累人的这句话既亲切,又严厉。对于下层群众来说,这句话具有鼓励的意思,因而是亲切的。下层群众由于受经济、文化、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往往把学习看成是比劳作更为苦累的事。王艮作的《乐学歌》,实际上是劝学歌,鼓励下层群众把学习看作是乐,在乐中求学,学中求乐,借以解除学上的思想压力,提高自己的精神生活水准。对于受朱子学说影响的人来说,这句话具有批评的意思,因而是严厉的,因为朱熹教导学生读书做学问都必须严守规矩,坐要像接受祭祀的神像那样端庄沉默,立要像士兵排阵时那样整齐严谨。
龚杰：《王艮评传》,第130、131页。
《年谱》记载,嘉靖十七年（1538）的某一天,王艮从东淘精舍出来之后遇雨,想回去取木屐,门人弟子争相前去,但王艮还是自己前去取来。次日,学生吴从本问道：昨天取木屐时,随行的门人弟子都愿意代劳,老师为何还要亲自去取王艮回答说：昔日周文王讨伐崇国进至黄竹墟,鞋带开了,环顾左右都是贤能之士,不能指使他们,便自己系好了鞋带。昨天自己回精舍取木屐,不让大家代劳,也是因为大家都是贤能之士。说完之后,又开心地笑着说：言教不如身教之易从也。王艮以自己的行为为教材,生动地给学生上了礼贤一课。在生命的最后两年时间里,病重的王艮依然授学不辍。嘉靖十八年（1539）,王艮五十七岁,时先生多病,四方就学者日益众。先生据榻讲论,不少厌倦。但终归是病重了,卒于嘉靖十九年（1540）十二月初八子时,卒年五十八岁。门人董高、王汝贞、朱锡、罗楫、朱恕等人负责治丧,邹守益、王畿等率同门在南京设位哭祭,门人聂静、董燧等率同门在北京哭祭。次月,葬于安丰场之东其父墓旁,四方会葬者数百人。
《重镌心斋王先生全集》卷二《年谱附出处事略》,《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17册,第356—368页。
关于泰州学派,历来是褒贬不一,但清修《明史》给予王艮很高的评价：王氏（王阳明）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上。
《明史》卷二八三《王畿传附王艮传》,第7275页。的确,有不少亲传、再传以致三传弟子将其教育思想贯彻下去,影响了很多人。如兴化人韩乐吾。他是一名窑匠,家境贫寒,先师从朱光信,朱光信去世后师从王艮次子王襞,久之,学有得,毅然以倡道化俗为任。无问工贾傭隶,咸从之游,随机因质诱诲之,愿化而善良者以千数。每秋获毕,与群弟子班荆趺坐,从容论学,数日兴尽,则挐舟偕之,赓歌互咏,往别村聚讲如前。逾数日,又移舟随所欲往,盖遍所知交而还,见者欣赏,若群仙嬉游于瀛阆间也。韩乐吾的秋收后乡村大讲堂不妨农时,在打谷场上就能讲课,灵活生动,吸引了很多人。随着名气的日渐增长,大学士李春芳居家,多次召见他,还多次被知县举为乡饮大宾。卒年七十七,官府建专祠,又祀入乡贤祠。《二曲集》卷二二《观感录》,第280—282页。当然,泰州学派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学派,我们不再一一讲解,王艮及门人弟子在乡间讲学,启迪无数,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第一个启蒙学派的赞誉还是当之无愧的。二、心学向实学的丕变：唐顺之及其实学思想
唐顺之,字应德,号荆川,南直隶武进人。嘉靖八年（1529）,二十三岁的唐顺之高中二甲第一名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大学士张璁是他的座师,但张璁疾翰林,大概是怕翰林们乱说话,便把庶吉士们调到其他衙门任职,想只留下唐顺之一人。唐顺之坚决不同意,便出任兵部主事,称病归乡,后改吏部主事。嘉靖十二年（1533）时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校定历朝实录。校定工作将毕,唐顺之又以病上疏请求归乡,张璁不同意。恰恰有人乘机进言,说唐顺之此举是为了远离张璁,张璁大怒,拟旨将唐顺之以吏部主事身份罢归,永不叙用。嘉靖十八年（1539）,以翰林院编修兼任太子春坊右司谏,这是负责教导太子的官。不幸的是,因为和罗洪先、赵时春请求让太子朱载壡到文华殿,接受百官的朝见,触怒明世宗,被罢职为民归乡。归乡后,在阳羡山中筑室读书十余年,不少官员疏请起复,均无果。
直到倭寇蹂躏长江南北,赵文华前去视察军队,又疏请起复唐顺之,这才起复为南京兵部主事,却因丁父忧没有结束,不能赴任。丁忧结束之后,出任兵部职方司员外郎,进郎中,前往蓟镇查核兵马钱粮,以缺兵数多,兵不习战之情上奏,总督王抒以下因此被降职。又命到南直隶、浙江一带视师,为时任浙直总督胡宗宪出了很多御敌良策,在其中一次战役中,明军斩杀倭寇一百二十人,击沉敌船十三艘。唐顺之因功擢太仆寺卿,胡宗宪说这样职权太轻,遂升通政使司右通政。在其后的御倭过程中,多建勋劳。会凤阳巡抚李遂改任兵部侍郎,便升唐顺之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凤阳。当时,唐顺之已是病体沉重,但因军务紧急,没有辞官,实心政务。嘉靖三十九年（1560）春,汛期至,仍拖着病体渡海巡视,卒于南通州,年五十四。世宗听闻后,赐祭葬。按照规定,四品官只能赐祭,唐顺之的右佥都御史恰恰是正四品,但能以功劳获赐祭葬,崇祯时,又谥襄文,也是赢得身后名了。
《明史》卷二〇五《唐顺之传》,第5422—5424页；《明儒学案》卷二六《南中王门学案二·襄文唐荆川先生顺之》,第597、598页；《嘉靖八年进士登科录》,《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点校本·中,第402页。按《明史》卷一七《世宗本纪一》,第229页,嘉靖十八年二月初一,立朱载壡为皇太子,同时封朱载为裕王、朱载圳为景王。
唐顺之为人耿介,为官实心,学问也不错,他的思想受王畿和罗洪先影响很大。王畿,字汝中,绍兴府山阴人。他是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嘉靖十一年进士同年序齿录》中说己卯乡试五十六名,丙戊（戌）会试十八名,廷试三甲二百二十七名。
《嘉靖十一年进士同年序齿录》,《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点校本·中,第541页。可知,王畿在嘉靖五年（1526）时参加会试并中第,《明儒学案》里说时当国者不说学,王畿便对钱德洪说这不是咱们出仕的时候,两人因此都没有参加殿试
《明儒学案》卷一二《浙中王门学案二·郎中王龙溪先生畿》,第237页。,这个不说学应该是当时的内阁次辅费宏压制王阳明,压制阳明学说。其后,嘉靖七年（1528）王阳明卒,王畿本来正要赴京师参加嘉靖八年（1529）己丑科殿试,听闻王阳明去世的消息,便到广信府奔丧,治理完丧事后,持心丧三年,直至嘉靖十一年才参加殿试,成为进士。如《明史》本传所谓嘉靖五年举进士的说法是不准确的。王畿拜师受学于王阳明是在嘉靖二年（1523）会试落第归乡后,嘉靖五年会试王畿本来是不想去的,王阳明劝他说第一名不是你的荣耀,很多人怀疑我的良知之学,你到了京师后,可以借机讲学传道。王畿听从师命,便去应试,随后便有前文讲到的弃殿试而归之事。王畿和钱德洪是王阳明的高徒,能代师授学,文成门人日进,不能遍授,多使之见先生（王畿）与绪山（钱德洪）。
《明儒学案》卷一二《浙中王门学案二·郎中王龙溪先生畿》,第237—239页；《明史》卷二八三《儒林传二·王畿》,第7274页。嘉靖十一年,唐顺之出任翰林院编修,恰逢王畿入京参加殿试,在京师传授阳明心学,唐顺之前往拜访,一见之,尽叩阳明之说,始圣贤中庸之道矣
《国朝献征录》卷六三《都察院十·巡抚·佥都御史荆川唐公顺之言行录》,第2745页。,此后,唐顺之与王畿交往二十余年。唐顺之去世之后,王畿撰《祭唐荆川墓文》,深情地回忆了二人游山玩水、交流学术的情形,两人相互参悟经史子集中的道理,儒释道玄无所不谈,无书不谈。
吴震编校整理：《王畿集》卷一九《祭唐荆川墓文》,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573页。
另外一位老师是其同年罗洪先。罗洪先,字达夫,号念庵,江西吉水人。罗洪先年轻时仰慕罗伦的为人,便有了学习圣学的志向。十五岁时读到王阳明的《传习录》,非常喜欢,打算前去拜师问学,但被父亲罗循制止,便拜同乡李中为师。李中,字子庸,正德九年（1514）进士,累官至副都御史,光宗时追谥庄介。李中被人称为谷平先生,门人除罗洪先外,还有王龟年、周子恭。李中的族人李楷传洪先之学。而且,李中和王阳明也是有交往的,王阳明为南赣巡抚时,李中时遭贬为广东通衢驿丞,王阳明曾调李中参与军务。罗洪先是嘉靖八年（1529）状元,中状元时才二十六岁。
《明史》卷二八三《儒林传三·罗洪先》,第7278—7279页；《嘉靖八年进士登科录》,《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选刊·登科录》点校本中,第402页；《明史》卷二〇三《李时传》,第5361—5363页。唐顺之说一见知其人品甚高,因定为石交,二人多相聚讲论学术,交往三十年之多。
《明朝分省人物考》卷二八《南直隶常州府二·唐顺之传》,第582页；《国朝献征录》卷六三《都察院十·巡抚·佥都御史荆川唐公顺之言行录》,第2745页。
唐顺之的思想很驳杂,其心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天机说。天机一语见于《庄子》,如《庄子·秋水》中说今予动吾天机,而不知其所以然……夫天机之所动,何可易耶《庄子》中的天机指人的天然本能的体性,即人的天性,与生具有,不可强求,不可更改。唐顺之在给聂豹的信中说到天机即天命。天命者,天之所使也,在给王遵岩的信中说近年来痛苦心切,死中活求,将四十年来伎俩头头放舍,四十年前意见种种抹杀,于清明中稍见些影子,原是彻天彻地灵明混成的东西。生时一物带不来,此物却原自带来；死时一物带不去,此物却要完全还他去。唐顺之所谓天命、生带来死还去的彻天彻地灵明混成的东西,就是天机,即王阳明所说的良知,指人的自然本性。天机作为人的自然本性,具有自然之妙,非人力可为,不能以人力强求天机。唐顺之天机说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天机的障碍是人欲,要想使天机自然流行,不被遮挡,只有洗尽欲根,彻底澄净。若要做到无欲,需要自悟本心,慎独是自悟本心、消除欲障、保持天机灵明的功夫途径。这里所说的慎独就是持守或牢固地保持自我的道德本性和本心,面对自我的身心如何以心治身,面对外部世界,如何不被外物所左右而保持道德自觉。
张慧琼：《唐顺之研究》,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95—101页。
值得一提的是,唐顺之还是明代中后期开始出现的实学思潮的重要弄潮者之一,这一点却被学界忽视,向燕南、周焕卿研究颇详。从明代中后期开始,学术思想界开始出现一个值得重视的倾向,即将儒家的道德哲学与经世意识相会合,在赋予经世致用思想形而上意义的同时,开始注意到其形而下的实践意义,表现出体用并重内圣外王兼治的思想路径,形成涌动一时的实学思潮。在时代大背景下,唐顺之的思想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融贯朱、王之学,崇尚经世之学。最迟在嘉靖二十年（1541）至二十二年（1543）左右,唐顺之开始按照王学右派（归寂派）的方式修养身心,该派强调主静归寂的修养功夫,要收聚精神、存养本心,致力于性命之学。尽管认识到性命之学为治学之本,也曾一度尝试放弃象纬地形种种诸家之学,但并未彻底舍弃事功技艺。
第二个时期是心学思想的逐渐成熟与学术思想转向。至迟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左右,唐顺之的学术思想发生重大变化,接受了王学右派的心学思想,稍后又吸收左派（现成派）的学术观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心学思想。在此过程中,其学术思想出现了两次转向。嘉靖二十三年左右,唐顺之较为彻底地接受了归寂派的学术思想,以去欲为修养方式,以存养本心为修行目的,将性命之学与事功技艺置于对立的位置。嘉靖二十四年（1545）左右,唐顺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天机为宗,以无欲为工的心学思想,心学思想至此成熟。就是在嘉靖二十四年,唐顺之的学术思想发生第二次转向,重燃经世致用的热情,同时还将事功技艺之学纳入性命之学中,将其视为磨炼心性的一种方式,完成了对心学思想理论困境的突围,重返经世之学。阳明心学因唐顺之的理论发展完成了向实学的丕变。唐顺之之所以屡建事功,其思想实根源于其所倡之实学。
向燕南：《技艺与德岂可分两事：唐顺之之实学及其转向的思想史意义》,《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周焕卿：《从心学到实学之丕变——论唐顺之对王学左、右两派的突围》,《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三、出入于王、湛两门的蒋信
蒋信,湖广常德府武陵县人,字卿实,号道林。蒋信的祖上本是凤阳人,其五世祖蒋文举于洪武初年任常德府通判,遂家常德府。蒋信生于成化十九年（1483）八月,十四岁丧父,由母亲万氏抚养成人,但家境贫寒,都不敢保证每顿饭能吃上稀饭。十八岁的蒋信开始攻举子之业,被提学湖广副使欧阳旦选为县学生员,次年又补为廪膳生员,这是府州县学员额内享有食廪待遇的生员,简单说即是公费生。嘉靖元年（1522）,蒋信第一次参加乡试,内外帘官一致认可其答卷,可惜的是,参加考试时蒋信的右胳膊肘受伤了,字写得不甚工整,主试官认为蒋信不恭敬,将其黜落。嘉靖八年（1529）,四十六岁的蒋信中举。嘉靖十一年（1532）中进士,当年八月授户部福建司主事,奉命督解军饷到陕西。当时,很多督饷官员会从中牟利,但蒋信将军饷原封不动地交给陕西官员,分文不取。嘉靖十五年（1536）春,升兵部车驾司员外郎,是年冬升四川按察司佥事,次年到任。任上拒绝收受播州土官的贿赂,又请复建关堡,驻兵戍防,保一方平安,凡是利民之事都会尽全力去争取,比如建议革除岷江一带的水路驿递红马船只、人夫,每年能省出很多原本冒滥之费,再如辖区内各卫所的养马场多被豪强侵占,蒋信责令清丈,还草场于养马之人,牧政因之好转。
嘉靖十九年（1540）九月,升贵州提学副使,任上讲明圣谕,又在公署左右两侧修建文明、正学两所书院,择全省向学之士到书院中读书,给以廪饩,还会亲自授课,对于家中有困难的士子还会给以医药,不时督其学问。蒋信确实算得一位尽职尽责的提学官,除修建书院课士之外,还奏请按照中原地区之例设置普定等卫的廪膳生员额数,奏请湖广都司清浪卫等五卫的生员在贵州参加乡试。清浪等卫治所在当时的贵州辖境内,却属湖广都司管辖,如果到湖广省府武昌府参加乡试,自然是路途遥远,多有不便。经蒋信奏改之后,本于阻于险远难以参加湖广乡试的士子可就近到贵阳府参加乡试,中第之人也因此越来越多。蒋信在当地土司、土民中的威望也是很高的,有不法之徒逃到土司那里,巡按御史赵大佑欲行逮治,但土司手底下的一帮土民聚集在城外演武场,扬言要叛乱,闹得城中居民人心惶惶,逃避者数多。四川巡抚要派人前去招抚,蒋信很硬气地说宁肯让叛民杀了我,但招抚绝不可行。随即派人拿着宪牌,对土民晓以国法,土司听说蒋信来了,举手仰道：蒋公来了,我们还敢不听命一场危机就此化解。
嘉靖二十二年（1543）,蒋信想告病归乡,这让四川巡抚刘彭年很为难,因为重复请病假不符合朝廷规定。恰逢总督要求四川、贵州两省各选派一名贤能之官到辰州、沅州商讨边防事务,蒋信被派前往。一个月之后,军务讨论完了,蒋信的病也好了,顺便回到了武陵老家。嘉靖二十二年是农历癸卯年,恰是乡试之年,刘彭年以乡试事务繁重,多次派人前去催促蒋信回职理事,当年七月,蒋信回到贵阳,并没有耽误八月份的乡试。没想到的是,御史魏洪冕未明其中原因,便参了蒋信一本,说蒋信有病乞休,不待批复便擅自回籍,蒋信被革职为民。因为此事,朝廷还下了一道诏命,要求地方官有疾,经巡抚、巡按题奏获批后才允许回籍,若有违反,连坐治罪。嘉靖二十六年（1547）,奉恩例,冠带闲住。次年,湖广巡按御史王忬荐于朝,不报。嘉靖三十八年（1559）十二月,蒋信以七十七岁高龄卒于家。居家十多年,蒋信多以讲学为务。
《国朝献征录》卷一〇三《贵州·副使·蒋信行状（柳东伯）》,第4648—4653页；［清］黄宗羲：《明文海》卷四四二《哀文·儒林·正学先生道林蒋公墓志铭（孙应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691—4694页；《明世宗实录》卷二七八,嘉靖二十二年九月丙午条,第5424页。蒋信参加嘉靖七年应天府乡试之事参《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乡试录·嘉靖七年应天府乡试录》,第1288页及《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第238—241页。
蒋信先后师从王阳明、湛若水,两位老师对蒋信都有一定的影响,信初从守仁游时,未以良知教。后从若水游最久,学得之湛氏为多
《明史》卷二八三《蒋信传》,第7268页。。蒋信拜师王阳明的时间需要讨论一下。蒋信在《明乡进士冀斋先生墓表》回忆说：岁正德庚午（五年）,阳明子起谪道常,与某（蒋信）同请见而师拜之,遂荷装从之庐陵。［明］蒋信撰、刘晓林校点：《蒋道林文粹》卷五《志铭表·明乡进士冀斋先生墓表》,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163页。《王阳明年谱附录》谓师（王阳明）昔还自龙场,与门人冀元亨、蒋信、唐愈贤等讲学于龙兴寺,使静坐密室,悟见心体。
《全集》卷三六《年谱附录一》,第1476页。《明儒学案》说阳明在龙场,见先生（蒋信）之诗而称之,先生遂与闇斋（冀元亨）师事焉。
《明儒学案》卷二八《楚中王门学案·佥宪蒋道林先生信》,第627页。《明史·蒋信传》与同郡冀元亨善,王守仁谪龙场,过其地,偕元亨事焉。
《明史》卷二八三《蒋信传》,第7268页。我们以蒋信的回忆为准,认为王阳明从龙场起复途经常德府,蒋信拜师。拜师湛若水的时间稍晚一些,且基本无异议。嘉靖二年（1523）,蒋信入京参加岁贡考试,前去拜访湛若水,成为其弟子。［明］蒋信撰、刘晓林校点：《蒋道林文粹》卷八《书类·简罗念庵内翰三首》,第210页。
那么,蒋信从王阳明那里学习了哪些内容王阳明赴庐陵知县任在常德见到蒋信、冀元亨等当地诸生之后,以静坐为教,并有如下一番话：谪居两年,无可与语者,归途乃幸得诸友！悔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纷纷异同,罔知所入。兹来乃与诸生静坐僧寺。使自悟性体。顾恍恍若有可即者。钱德洪总结王阳明教人之法凡有三变,即知行合一、静坐、良知。此时的王阳明尚未悟得致良知宗旨,又有感于在贵阳书院以知行合一教学所产生的问题。这套端居澄默,以求静一的方法是王阳明在龙场时的学术体悟——刚刚经历贬谪且被追杀的王阳明深感在对抗宦官刘瑾的斗争中,士大夫丧失了礼义廉耻。他由此认为当时学者存在的问题,在于不能去除一己私心,因而希望通过静坐功夫来达到圣人的道德境界。
刘训茜：《明儒蒋信的学派归属及其对阳明学的接受》,《原道》第34辑,湖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42、143页。但无论如何,王阳明的静坐之教和格致之训都对蒋信的早期学术影响重大,《明儒学案》将蒋信列为楚中王门第一人,认为他实得阳明之传
《明儒学案》卷二八《楚中王门学案》序,第627页。。蒋信也没有忘掉老师王阳明,他任贵州提学副使时,龙场故有守仁祠,为置祠田
《明史》卷二八三《蒋信传》,第7268页。。
蒋信出入于王、湛两门,据陆永胜研究,他曾尝试调和王、湛两家学说,这在当时入王门而卒业于湛门,或入湛门而卒业于王门的弟子中并不是少数。周冲与蒋信一样出入王、湛,他曾说：湛之体认天理,即王之致良知也。正是蒋信这种调和的思想成就了其成为阳明心学实学发展中的重要一环：更多地将气引入心学本体论和功夫论中,以气的化通作用,实现其心学思想中心、学、政三者的沟通与互动。心是蒋信心学思想体系构建的哲学基础和逻辑起点,不但形而上层面的道、理、命、诚、太极、仁、性,而且形而下层面的人、物皆是气,心也是气,但对气的体认还需从自心开始,作为本源的心通过气的化通作用呈现为万事万物,从而确立其本体性地位。在此基础上,蒋信建立起自己的功夫论,其功夫向度是内求心体,在本心上做功夫。
蒋信的实践论是以政为中心的实践论,将为政与求心、修德、为学联系起来。其心政思想在根本上还是要回到心,然后由心出发,由己及人,依心行政；所谓德政,则是将道德教化作为为政的手段,其中饱含的亲民的人文意义,与王阳明的亲民理念有相契处；其学政思想离不开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具有明显的价值指向性和现实意义,反对朱学末流的文道为二,也反对王门后学的空疏虚高之谈。蒋信认为为学并不是单纯的学术,圣学之内本身就包含着外王,关涉着事业,是内圣外王的合一；为学对于明人伦、善风俗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他大力提倡建学设教,风化社会,他任贵州提学副使任上建书院等事便是在践行其学政思想。为学与举业的关系上,王阳明主张习于举业,但不以举业为志,而以举业为达于圣学的阶梯,蒋信某种意义上对王阳明的观点有所继承,认为既要工于举业,又要出于举业,举业对为学没有损益可言,关键在于学者的为学之志。当然,蒋信还是儒非佛,具有为心学辩护、承续道统、迎合政统的现实价值和意义。
陆永胜：《心·学·政：明代黔中王学思想研究》,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82—223页。亲传弟子入仕——以方献夫、龙翔霄、孙堪为例一、王门首位内阁大学士：方献夫的仕途和学术思想
方献夫是王阳明亲传弟子文秩最尊者,嘉靖十一年（1532）五月,已是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的方献夫兼武英殿大学士。
《明世宗实录》卷一三八,嘉靖十一年五月丙子条,第3250页。至此,方献夫成为内阁成员,跻身大明王朝权力核心。方献夫,初名方献科,字叔贤,广东南海人,生于成化二十一年（1485）三月二十日,卒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六月七日。因读书讲学于西樵,因以为号,遂有西樵先生之称,后更号啬翁。［清］方菁莪纂修：《南海丹桂方谱·祠墓·明故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赠太保谥文襄方公神道碑铭（李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79—1189页。
方献夫于弘治十七年（1504）中举,弘治十八年（1505）中进士,以三甲第一百五十六名选翰林院庶吉士,但方献夫希望回乡迎养自己的母亲孙夫人,正要准备出发,不承想,孙夫人于正德元年（1506）卒,方献夫必须按规制回家丁忧守制。服阙,授礼部祠祭司主事,历吏部验封司、文选司主事,升员外郎。正德七年（1512）时请求归乡养病,在西樵山中读了十年书。嘉靖二年（1523）春,起为吏部考功司员外郎,调吏部文选司员外郎。
《南海丹桂方谱·祠墓·方献夫神道碑铭》,第1180、1181页；［明］方献夫撰,问永宁、周悦点校：《方献夫集》西樵遗稿卷七《先考允成公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91页。方献夫起复得可真是时候,因为大明朝遇上一件大事——大礼议事件,简单说就是毛澄、杨廷和等人为嘉靖皇帝找了个爹——他的伯父孝宗皇帝,亲爹兴献王朱祐杬成了叔父,嘉靖皇帝自然不会同意。
毛澄、杨廷和等人举出汉定陶王、宋濮王之例。定陶王刘欣是刘康之子、汉成帝刘骜侄,刘骜无子,以刘欣为子,育于宫中。刘欣继位后（是为汉哀帝）只能以刘骜为父,并立宗室楚思王刘衍之子刘景为定陶王,承嗣刘康。濮王赵宗实是赵允让之子、宋仁宗的堂侄,宋仁宗无子,以赵宗实为子,改名赵曙,育于宫中。赵曙即位为宋英宗之后,经过一番争论,赵曙以仁宗为父,立濮王赵允让园庙,以赵宗樸为濮国公以奉濮王之祀。宋儒程颐将之上升到继统又继嗣的理论高度,为人后者,即所后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伦也。然所生之义,至尊至大,宜别立殊称。曰皇伯、叔父某国大王,则正统既明,而所生亦尊崇极矣,即是说改做他人后嗣的人,就是他人的儿子,这是伦理纲常,但父母生养也是至尊至大之礼,对于自己的亲生父母则特称为皇伯、叔父某国大王,由此,可以兼顾礼法、亲情。新科进士张孚敬则不这么认为,其奏疏很长,简单点说就是嘉靖皇帝可以认亲生父亲朱祐杬,因为汉哀帝和宋英宗都是预先养于皇宫之中然后才即位的,给别人当儿子是应该的,但嘉靖皇帝不是预立为祀,是依照祖训来即位的,不需要给孝宗当儿子。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〇《大礼议》,第734页；《明史》卷一九一《毛澄传》,第5055、5056页。
除张孚敬外,方献夫、桂萼、席书、霍韬等人支持嘉靖皇帝追尊生父兴献王朱祐杬为兴献帝。方献夫拟好支持嘉靖皇帝的奏疏后,但廷臣抵制之声汹汹,便没敢上奏。桂萼见到这份奏疏后,便将此和席书的奏疏一起奏上去,嘉靖皇帝见后甚喜,将奏疏下廷议,很多反对追尊生父兴献王朱祐杬为兴献帝的大臣遂视方献夫为奸邪,都耻于与之同行。方献夫没办法,想乞休闭门不出,但未获准,只得上《大礼》上下两论,更详细地阐明自己的想法。最终,张孚敬、桂萼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方献夫则被任命为侍讲学士。惮于攻击之人,方献夫力辞侍讲学士一职,但嘉靖帝还是用张孚敬、桂萼、席书、霍韬等人的意见议定大礼,方献夫也因此受到赏识,于嘉靖四年（1525）升正四品詹士府少詹事。但方献夫自觉不安,以病辞归乡。
嘉靖六年（1527）诏修《明伦大典》,此书直至次年修完,是对大礼议事件的总结。方献夫和同乡霍韬一起应诏赴京,两人合写了一道奏疏,旨在彻底推翻反对派继嗣说的正当性。嘉靖皇帝看后非常高兴,将二人的奏疏交付史馆。八月,命方献夫署理大理寺事务、张孚敬署理刑部事务、桂萼署理都察院事务；九月,升任礼部右侍郎。不久之后,代桂萼为吏部左侍郎,很快又升任礼部尚书。《明伦大典》修成后加太子太保。这一时期,方献夫力荐自己的老师王阳明出任两广总督,以冀平定思恩府、田州府连年的动乱。思、田平定后,王阳明疏请在新定地区筑城,遭到桂萼的抵制,方献夫力主得行。
嘉靖九年（1530）,方献夫再度致仕。嘉靖十年（1531）,有诏召还,方献夫上疏推辞,并举荐梁材、汪、王廷相代替自己。嘉靖帝亲自书写诏命褒奖,并遣行人蔡叆催促他尽快动身至京。蔡叆到了,方献夫却躲到西樵山,称疾推辞,但嘉靖帝再次派人催促,说另有任用,方献夫这才应诏赴京。次年五月至京,以故官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辅政。当年十月,彗星见于东井,御史冯恩弹劾方献夫凶狠狡诈,播弄威福,于社稷不利,他掌管吏部导致彗星见于东井。盛怒之下的嘉靖帝将冯恩投入监狱,方献夫想称疾隐退,嘉靖帝安慰了他一番,驳回其隐退之请。但接下来的朝局越来越复杂,朝臣福祸不常,方献夫见嘉靖皇帝恩威难测,便于嘉靖十三年（1534）致仕,命驰驿归乡,给道里路费。
《明史》卷一九六,《方献夫传》,第5185—5191页。居家十年,卒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六月,赠太保,谥文襄。《明世宗实录》卷二八七,嘉靖二十三年六月甲戌条,第5542页。
方献夫是王阳明的亲传弟子。王阳明从龙场北归后,正德六年（1511）正月任北京吏部验封司主事,方献夫时任吏部郎中,二人交往两年,方献夫渐渐接受了王学思想,王阳明的赠序总结得很好。正德六年（1511）,方献夫称病辞官归隐,王阳明写下《别方叔贤序》,其中说到予与叔贤处二年,见叔贤之学凡三变：始而尚辞,再变而讲说,又再变而慨然有志圣人之道。方其辞章之尚,于予若冰炭焉；讲说矣,则违合者半；及有志于圣人之道,而沛然于予同趣。将遂去之西樵山中,以成其志,叔贤亦可谓善变矣。圣人之学,以无我为本,而勇以成之。予始与叔贤为僚,叔贤以郎中故事位吾上。及其学之每变,而礼予日恭敬,卒乃自称门生而待予以先觉。
《全集》卷七《文录四·别方叔贤序》,第258页。方献夫既为王阳明的亲传弟子,在传承王门学问方面有一定的贡献,《明儒学案》称之曰：岭海之士,学于文成者,自方西樵始。
《明儒学案》卷三〇《闽粤王门学案》,第654页。方献夫此次辞官归隐家乡西樵山中达十年之久,据任建敏、温春来研究,方献夫曾于正德十五年（1520）前后给王阳明写了一封书信,说到自己构学舍数十于山中,以延学者,将来必有成就,阳明学说是学习的重要内容,却苦于未见有实得力者。现存文献中,他未找到确切是在石泉精舍中授业的士子。任建敏、温春来：《西樵山与岭南理学的传承》,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9、70页。
方献夫的学术思想与王阳明有分歧,但也有很多共通之处,而且,学术思想的变动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至少在王阳明任南赣巡抚期间,师徒二人尚有较频繁的书信往来论学,方献夫还是服膺阳明学说的。例如,方献夫给王阳明的一封书信中写道：自去冬在赣两书,久不奉教,生亦久落无言,非敢如是阔略。方在默里寻求,无可言者耳。生近来见得此学,稍益亲切,比往日似觉周便,似觉妥帖,然实不出先生当时濬我之源也。［明］方献夫：《西樵遗稿》卷八《书·柬王阳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10页。抑朱（熹）和吾性自足也是二人思想的相同之处,王阳明的思想在演变过程中也有一个信朱到疑朱的环节。方献夫在给湛若水的书信中表达了他崇陆抑朱的观点,他认为陆九渊的学术思想源于孟子,象山之学即是孟子之学,其一言一行,无一毫不似孟子处,其气象亦然。又认为本性难能可贵,本性可以自足,无需依靠外力,为学要从根本上着力,不必向章句即经文注解中寻求,其论学只是一句,欲其自得之也,都是要由中出,学问思辨只是讲明此而已,辩证此而已,安有后世许多章句,口耳外面劳攘工夫,莫道《六经》虽千编万卷,吾此中自有个建诸天地而不悖的道理,如明镜照物,妍虽黑白,自然了了。最后提出朱陆之学如冰炭相反,如黑白相悬,安能相入。［明］方献夫：《西樵遗稿》卷八《书·复湛太史》一、三,第493、494、497、501页。
至于王、方二人思想的不同,龙伟明认为,正德十四年（1519）至十六年（1521）在王阳明《大学古本》及《傍释》、湛若水《大学测》《中庸测》的刺激下,写成《大学原》《中庸原》,从此与王阳明在学术思想上分道扬镳。［明］方献夫：《西樵遗稿》龙明伟评介,评介第23页。以零星记载看,方献夫似乎没有完全理解王阳明的格物说,正德十四年（1519）前后,方献夫写信给王阳明,其中说惟格物、博文之说,生尚有未释然者,但难以纸笔陈当,俟面见请益先生之说［明］方献夫：《西樵遗稿》卷八《书·柬王阳明（二）》,第516页。,但面见王阳明的愿望未能实现。几乎在同时,方献夫又有书信写给王阳明,谈到自己对《大学》的理解,其中较为集中地体现了王阳明、方献夫思想的不同之处。［明］方献夫：《西樵遗稿》卷八《书·柬王阳明（四）》,第518—521页。
方献夫在这封书信中首先还是反对朱熹的格物论,认为朱熹的格物论皆支离,而非本旨,赞同格物与致知同时进行,不是两截功夫,物格即知致,故曰致知在格物盖自物而言谓之格,自心而言谓之知,非格物之外,而有所谓知至也,无疑是受王阳明格物说影响。王、方的冲突根源在于方献夫坚持经文互训的诠释方式,被王阳明认为是牵滞文义。方献夫认为只需从《大学》经文物有本末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互训,便知格物之意,不必另立新说。由此出发,王阳明认为《大学》之要在诚意,不本于诚意而徒以格物,便是支离。［明］方献夫：《西樵遗稿》龙明伟评介,评介第17页。
再者,徐爱在《传习录》跋中记述了王阳明征南赣之前的基本思想：格物是诚意的工夫,明善是诚身的工夫,穷理是尽性的工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约礼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这里所说的工夫是指手段、方式、途径,主意是指工夫所服从的统帅、目的,是与工夫相对的范畴。这个思想是说诚意是格物的主意,格物是诚意的工夫。诚意是头脑,是中心,格物则是服务于这一目的的手段和措施。
陈来：《有无止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页。但方献夫认为《大学》之要在知本知止,即所谓明德为本,至善为止,欲明明德,必在知本,欲止于至善,必在知止。又从《孟子》中找到格物致知的方法和途径,《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便是知本,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便是知止,即至诚立身行事便是知本,勉力于恕道便是知止。方献夫并没有解决如何反身强恕的问题,其工夫论难免粗糙。［明］方献夫：《西樵遗稿》龙明伟评介,评介第17页。
但二人思想上的分歧似乎没有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正德十四年（1519）,王阳明派弟子杨骥（字仕德）给方献夫送去《答方叔贤》回信,对方献夫及其言论称赞不绝：甘泉所举,诚得其大,然吾独爱西樵子之近而切也。见其大者,则其功不得不近而切,然非实加切近之功,则所谓大者,亦虚见而已耳。自孟子道性善,心性之原,世儒往往能言,然其学卒入于支离外索而不自觉者,正以其功之未切耳。此吾所以独喜于西樵之言,固今时对证之药也。
《全集》卷四《文录一·答方叔贤》,第196页。可见,王阳明在一定程度上是认可方献夫的学术思想的。二、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好手龙翔霄
龙翔霄是王阳明在谪赴龙场途经武陵时所收弟子,终官正四品贵州程番知府,与方献夫和孙堪相距甚远,在众多亲传弟子中也不算显眼。笔者关注他,是因为他治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成绩不菲。龙翔霄,字泰渠,湖广武陵人,初名飞霄,生于弘治九年（1496）四月二十六日。龙翔霄本师从邑人太常寺卿杨褫,会王守仁谪龙场,过武陵,杨介而见之,王阳明为他改名翔霄,字潜之。又拜湛若水为师。龙翔霄于正德十四年（1519）中举,任四川阆中知县,为政平易,治绩颇不凡,县人很感激他,有民歌传唱为谁谓郡膴,郡有纪母；谁为邑阜,邑有龙父,意思是常德知府纪经纶能让常德府日臻富庶起来,龙翔霄则让阆中县物阜民丰。丁父忧,服阙,授云南大理府太和知县。太和县地处偏远,如何舒缓民力成为龙翔霄的施政重点,如县有惯例,官仓中的粟米陈陈相因,遇有腐烂或者子粒不饱满便要治县令之罪,龙翔霄采取出陈易新的办法,仓米既足,县令自然无罪,民众亦免困累。又遇上丽江土府、阿弥土州两地因怨构乱,龙翔霄约见双方,晓以利害,双方和解,龙翔霄也因此升任南京兵部车驾司主事,升员外郎,再升南京户部郎中,八年后外放为贵州程番知府。
程番府其时尚为土府,治所在大羊八番地方,少数民族民众时不时地会聚众闹事,龙翔霄修缮关梁和堡塞,严格管理出入,如果出现动乱,守御之人治罪,少数民族民众帮助官府抵御则获赏,谋叛之人技穷,便不再敢侵掠据府城。程番府与广西泗城土州接境,程番府民中有为非作歹之人到泗城州拐卖人口,卖到程番府。但泗城土知州岑豹惮于龙翔霄的威名,便戒令程番府那些想要拐卖人口的人不要到自己的辖境内来,有一些悄悄溜进来的便送还程番府。龙翔霄还奉命到安顺府审理案件,平反顾氏冤狱。又有程番府辖下金石番长官司叛乱,时任两广总督命龙翔霄大军压境,长官石显华畏惧,请求龙翔霄到自己的治所来。龙翔霄孤身犯险,来到金石番长官司辖区,只惩治为首者,胁从者不问,一场叛乱不假刀兵而解。为收治理之长效,龙翔霄在辖区内开市场但不征税,增拓学宫,让贵州地区的秀才学子前来学习,其中不乏成才者。又重情重义,周难济困。镇远知府袁成龙卒于任,其子女年幼无力治丧,龙翔霄便出钱出力为其治丧；思南府吏目高守仁要到北京参加考核,为筹集盘缠而卖掉幼女,龙翔霄听说后帮他赎回女儿,又给他盘缠。龙翔霄任程番知府九年,见到很多官员升迁的丑闻,以千金谋升迁者在在皆是,他很失望,便烧掉公文,辞官归乡。穆宗即位,诏赠故官,进阶中议大夫。隆庆三年（1569）十月十日卒。就其学问来说,他虽然拜王阳明、湛若水为师,却没有拘泥两位老师的学说。［明］汪道昆：《太函集》卷六二《墓表·明故贵阳太守进阶中议大夫龙渠公暨赠安人傅氏合葬墓表》,《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31册,第55—57页；嘉庆《常德府志》卷三七《列传·明·龙翔霄》,嘉庆十八年刻本,叶9b—10a。三、武进士、前军都督府署都督佥事孙堪
孙堪是王阳明亲传弟子中武秩最高者,官至正二品前军都督府署都督佥事,嘉靖三十二年（1553）九月十五日,赠从一品都督同知。
《明世宗实录》卷四〇二,嘉靖三十二年九月戊午条,第7043页。能够证明孙堪是王阳明亲传弟子的是王阳明写给王邦相的一封书信,其中说孙子父子素所亲厚,三子又尝从学
束景南、查昊明编辑：《王阳明全集补编·文·与王邦相书》,第216页。,指的便是孙燧和孙堪。孙堪,字志健,号伯泉,浙江余姚人,生于成化十八年（1482）十二月十日,父亲是死于宁王朱宸濠之乱的忠臣江西巡抚孙燧。余姚孙家的祖上是睦州（治新安县,今杭州淳安县）人,后唐明宗时,孙岳任三司使兼招讨大将军,死后葬于余姚烛溪湖北麓,子孙留居,遂为余姚人。孙堪自幼聪慧,书读得很好,弱冠之年便成为生员,一手文章写得很好,他的同学对他很是钦佩,善为文章之外,孙堪还有膂力,善骑射,四邻乡里称赞他文武双全。父亲孙燧被宁王朱宸濠杀害,孙堪叩地号天,五内崩裂,祭奠父亲之后,誓报父仇,同时也立下志向,父能死忠,儿岂不能死孝哉！嘉靖皇帝即位后,下诏追赠孙燧礼部尚书,谥忠烈,并遣进士李翔前去治葬。其时,孙堪还结草庐于父亲之墓侧,布衣蔬食,为父守孝。
直至嘉靖四年（1525）,孙堪才进京叩谢皇恩,被特旨荫授锦衣卫左所正千户,这是正五品官,被宁王朱宸濠杀害的江西按察使许逵之子许锡也荫授锦衣卫正千户。而且,孙堪、许锡出任正千户是见任管事的,是实实在在掌权的武官,和不管实际事务、只以相关职衔领俸禄的带俸武官不同。本来按规制,荫叙武官不能管事,因为孙燧、许逵临难死忠,经兵部奏请,嘉靖皇帝特许管事。次年,孙堪中武会试第一名也就是武状元。中状元后孙堪升为从二品锦衣卫署都指挥同知,嘉靖八年（1529）十一月时被命为佥书浙江都司事。各都指挥使司主官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三人中一人出任掌印,统领都司事务,一人掌练兵,一人掌屯田,均称佥书。而孙堪所任之官实为浙江都司署都指挥佥事,这虽是四品官,但职权匪轻,也有挂职锻炼的意思,因为嘉靖九年（1530）三月时命浙江都司署指挥佥事孙堪为团营坐营官,管理京营,此一职任,如果不是深得皇帝信任,恐难为之。确实,该年四月,兵科都给事中张润身等人便弹劾漕运总兵杨宏贪墨甚重,且又年老,请求罢黜,孙堪升迁太快,李光荣疏通关系以求升迁。奏疏下到兵部,兵部讨论认为杨宏既然已经被弹劾两次了,难以再留用；孙堪是忠臣之子,才能不凡；李光荣则是抚按官多次推荐,本部按制推举,并无营私之举。最终,嘉靖帝下令将杨宏革职闲住,孙堪、李光荣依照已有方案任用,但以后不能无故升职。
嘉靖十五年（1536）,孙堪又被任命管理锦衣卫南镇抚司。嘉靖二十二年（1543）正月,升锦衣卫都指挥佥事孙堪为署都督佥事,佥书前军都督府事,一跃成为正二品前军都督府署都督佥事。嘉靖三十二年（1553）四月,孙堪的母亲病重,孙堪衣不解带,事母以至孝。五月初五日,孙母病卒,孙堪按制丁忧,因忧伤过度,于同年九月十五日卒,谕祭葬,赠从一品都督同知。［清］孙仰堂纂修：《余姚孙境宗谱》卷二《传赞类·先伯兄都督伯泉先生行状（孙升）》,光绪二十五年燕翼唐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藏,叶79a—82a；《明世宗实录》卷五三,嘉靖四年七月丙戌条,第1324、1325页；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三五《兵部十八·武举》,《续修》第791册,第381页；《明世宗实录》卷一〇七,嘉靖八年十一月壬寅条,第2354页；《明世宗实录》卷一一一,嘉靖九年三月丙申条,第2623页；《明世宗实录》卷一一二,嘉靖九年四月壬午条,第2672页；《明世宗实录》卷二七〇,嘉靖二十二年正月甲寅条,第5319页；《明世宗实录》卷三四五,嘉靖二十八年二月庚申条,第6248页；《明世宗实录》卷三六八,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庚午条,第6584页。再传弟子入仕——以徐用检、徐阶为例一、嫡派再传弟子徐用检
徐用检,字克贤,号鲁源,浙江兰溪人,师从钱德洪
《明儒学案》卷一四《浙中王门学案四·太常徐鲁源先生用检》,第302、303页。,是王阳明嫡派再传弟子。他为官数任,有不少为国为民之政绩。徐用检中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授刑部陕西司主事,负责狱囚衣粮事务,所上恤囚之议被刑部尚书采纳推行。吏部文选司主事陆光祖想让徐用检代替自己,未获批准。其后,徐用检改兵部武选司主事,再改仪制司主事。穆宗即位后,未行郊祀即在南北郊分祀天地,而郊祀是国家礼制,是自古之礼。徐用检写好奏疏,和时任礼部主客司郎中郭棐一起请求时任内阁首辅（应是徐阶,他于隆庆二年七月致仕）一起上奏疏,直到穆宗答应亲临郊祀才作罢。
请穆宗躬行郊祀是国之大礼,疏请让皇太子朱翊钧（明神宗）按期出阁讲学,是关乎国之根本的大事。太子出阁讲学是明代皇储教育的重要制度,甚至成为太子之实的标志。朱翊钧即位后无嫡子,按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规制该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但神宗迟迟不允,大臣便疏请朱常洛出阁读书,万历二十二年（1594）二月初四,十二岁的朱常洛正式出阁讲学。此后,大臣又以行冠礼、成婚等实质性内容步步紧逼,竟促成了万历二十九年（1601）立朱常洛为太子之事,虽然此后朱常洛的处境仍是艰辛。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68—710页。
明神宗朱翊钧被立为太子及出阁讲学之事也多波折。隆庆二年（1568）二月,礼部尚书高仪请立朱翊钧为太子,穆宗不予理睬。高仪等人再次施压,该年三月,六岁的朱翊钧终于被立为太子,却没有安排朱翊钧出阁讲学。隆庆三年（1569）正月,高仪疏请皇太子出阁讲学,穆宗说等到太子十岁的时候再行讨论。内阁大学士殷士儋等人也不断向穆宗施压。直至隆庆五年（1571）九月,礼部尚书潘昇再次疏请皇太子出阁讲学,十二月,穆宗终于下诏皇太子明春讲读。隆庆六年（1572）三月,皇太子正式出阁讲学,四月份时被中止,经群臣力请,才继续下去。但该年六月,穆宗驾崩,神宗即位,出阁讲学也就真正终止了。
谢贵安、谢盛：《明代宫廷教育史》,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第117—120页。
据《行述》记载,徐用检在请穆宗亲临郊祀一事后转任礼部祠祭司郎中,再转仪制司员外郎。隆庆四年（1570）元旦日食,该年又是逢三年大计群臣之年,徐用检建议殿上不用乐,殿下用乐如制,礼部尚书以此上奏,获得穆宗批准。实际上,因为这次日食,穆宗下诏免朝贺,避离正殿,减膳修省三日。徐用检又是清廉之人,请托办事之人都被他拒之门外。为官正直,为人正直,徐用检深得同僚敬畏。［明］罗大纮：《罗氏紫原文集》卷一〇《南太常卿徐贞学先生学行述》,《禁毁》集部第140册,第80页；《明穆宗实录》卷四一,隆庆四年正月己巳条、辛未条,第1009页。需要说明的是,《行述》没有明确记载这次元旦日食的年份,笔者在下文会提到隆庆四年徐用检升山东按察副使,结合《明穆宗实录》卷四一及《明史》卷一九《穆宗本纪》的记载,这件事当在隆庆四年。隆庆四年,徐用检升任正四品山东按察司副使。有一次到城外巡视,发现有两人斗殴,一个人披头散发还流着血,另外一个人很傲慢地倚着门,逮来问讯才知道,那个盛气凌人的是致仕内阁大学士家的家奴,受伤流血的是一个无赖酒徒,既已审问明白,徐用检将二人分别杖责。致仕内阁大学士对此非常生气,便怂恿言官弹劾徐用检。
《明穆宗实录》卷四三,隆庆四年三月丁丑条,第1084页；
［明］罗大纮：《罗氏紫原文集》卷一〇《南太常卿徐贞学先生学行述》,《禁毁》集部第140册,第80页。《金华征献略》记载稍简,其官山东臬副也,则抑豪右以扶孤弱。［清］王崇炳：《金华征献略》卷六《儒学传三·徐用检》,《存目》史部第119册,第739、740页。由此,便可以解释《明穆宗实录》中的记载,因为《明穆宗实录》中说徐用检在隆庆五年（1571）正月的官员考核中落了个才力不及,本来是要罢黜不用的,但穆宗下旨降职使用
《明穆宗实录》卷五三,隆庆五年正月甲戌条,第1314、1315页。,却没有说明为何才力不及或许与致仕内阁大学士的中伤有关。隆庆五年二月,徐用检降任从四品江西布政使司左参议
《明穆宗实录》卷五四,隆庆五年二月丙申条,第1330页。,管理粮道事务,任上梳理久已不通的饷道,利国便民。时任安义县令捕盗有功,巡抚有意褒奖,巡按御史则说他有贪污行为,要行纠问。办事人员对此深感为难,便咨询徐用检。徐用检说,这好办,查明实情就可以了,如果安义县令真有贪污行为就上报巡抚,没有贪污行为就上报巡按。《行述》说徐用检悟学自粮道始,经过丰城县时到访学宫,与诸生讲说他的学问宗旨,一时风动,前来拜门为弟子的百余人。万历元年（1573）癸酉科乡试,很多士子前来听徐用检讲学,徐用检和他们讲学论道,从早上讲到晚上都不嫌累。
万历二年（1574）,改任江西岭北分巡道。甫一到任,处州府、吉安府地区的豪杰纷纷前来拜访,章贡二江上的到访船只络绎不绝,这是王阳明在南赣后再次得见的盛景。万历三年（1575）,改陕西提学副使。恰逢当政者想要清理学宫,裁汰冗员,诏命既然规定得很严苛,地方官员因此推之,导致士子之怨沸腾,但徐用检以兴学为己任,在正学书院给诸生授学,五天一考试,培养出不少优秀人才。万历四年（1576）丙子科陕西乡试解元王图便是徐用检在正学书院录取的学生,之前经常考第一名,赢得一片赞誉。调苏松督粮参政,一上任便均平赋役,这是海瑞任应天巡抚时的遗留问题。海瑞出任应天巡抚后整理应天、苏州等府的赋役,但不免各地轻重失当,苏州府的赋役负担较其他府便重一些,府民为此没少吃苦头,徐用检尽量调整相当。苏州府连日暴雨,灾民聚集到官府门口,时任巡抚欲治饥民之罪,徐用检力谏说人有急事便呼天呼父母,这群饥民到父母官这里喊冤没有错,巡抚听了徐用检的意见,没有责怪这帮饥民。徐用检自己戒斋三日,祈祷上苍,天果真晴了。苏州府民甚喜,欢唱道：徐公来,天眼开,三日祷祠亦奇哉！［明］罗大纮：《罗氏紫原文集》卷一〇《南太常卿徐贞学先生学行述》,《禁毁》集部第140册,第80、81页；（清）万斯同：《明史》卷三二八《徐用检传》,《续修》第329册,第632页。在苏松督粮参政任上,徐用检还有其他善政,如万历六年（1578）,监察御史林应训驻昆山以便监督开浚吴淞江中段各项事务,时任督粮道参政徐用检协助林应训勘察黄荒田；［明］张内蕴、周大韶：《三吴水考》卷一一《奏疏考·议处荒田疏（林应训）》,《四库》第577册,第431页。此奏疏内未写明年份,按《明神宗实录》卷七六,万历六年六月辛巳条,第1629、1630页所收林应训题本中有臣为开浚吴淞江中段,久驻昆山等语,与疏中臣于今年三四月间为开浚吴淞江中段,久驻昆山县地方合,此道奏疏上奏时间可定为万历六年。万历五年、六年间苏州动修系列水利工程,摄兵备事督粮参政兰溪徐用检、巡按御史胡时化等人有临时襄赞之功。［明］张内蕴、周大韶：《三吴水考》卷一六《水文考·吴江水利功成碑（徐思曾）》,《四库》第577册,第595页。
但总有意料不到的事情,苏州女子喜欢出游,遇到上官的车也不知避让,反而与之争道,徐用检治理此事手段急了一些,招致府民的中伤。不好的事情接踵而来,先是因为犯了不准随意讲学的禁令,其后又因为苏州府同知走逃重囚犯被牵连。接二连三的事故,徐用检被降一级使用,还没实施呢,母亲去世了,便按制回乡丁忧,在母亲墓前搭盖草房守孝。丁忧期满后,补福建福宁兵备副使。福建的土兵、客兵都很强悍,很难治理,偏将卢爝因为私愤打了兵卒板子,伍长罗文玉纠集一群人拿着兵刃闯进卢爝家中,将卢爝绑了起来,要讨个说法,很多军士都跟着哗变了。徐用检从建瓯风尘仆仆地刚赶到任地,便被哗变的士兵堵了门。徐用检升堂审案,对士卒们说裨将逞凶殴打士兵,自有律法惩治,但士兵聚众不归营,也是要军法从事的。由此,士兵们纷纷散去归营,卢爝也被逮入狱,紧接着派官员前去安抚哗卒,罗文玉被按律治罪,胁从者得到了宽大处理,士兵们也就安定了下来,一场因军官殴打士兵引发的哗变被化解。
后升江西岭北分守道参政。任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徐用检之侄徐学聚为浮梁知县,调吉水知县,不知是谁想将徐用检调任管理漕运事务,但不少人认为朝廷选官之法是以卑避尊,即有父子、兄弟、叔侄在同一机构或同一系统任职有上下级关系的,应该根据官职品级的高低,依据官品低者回避的原则,将官品低的调到其他地方。因为侄子而将叔叔调走是怎么一个说法呢但徐用检说了,我侄子从浮梁知县转任吉水知县,仍然没有升迁的机会,这次再调到其他地方,怕是更难得到升迁机会了,避让尊贵者是避让,避让侄子也是避让,要离开也是我离开,便上疏辞漕运官,但皇帝不批准,漕运总督也派人催促他整理行装赴任,并劝他说为什么要因家事废了国事,徐用检的朋友也来信劝他上任。多方压力和劝导之下,徐用检只得赴任。运军中有不少强悍蛮横的,民船深受其害,徐用检到任后一切依法行事,漕务渐畅。又建议漕运和河运各设督臣,以便运务。
升广东按察使。在广东按察使任上,暹罗、占城等南洋诸国的商人来明朝贸易者多达万人,明朝子民中有奸邪之人与南洋商人通婚,远近之人为此深感忧虑,徐用检便设法防御,弥患于未然。升河南布政使,任上治理禁绝官吏侵吞钱粮之事,以补足宗室禄米；又想方设法增加学田,以学田收入来支持贫寒士子读书仕进,于民于士皆有裨益。升南京太仆寺卿,改太常寺卿,致仕归乡,卒年八十四岁。其弟子,检得一人罗大纮。［明］罗大纮：《罗氏紫原文集》卷一〇《南太常卿徐贞学先生学行述》,《禁毁》集部第140册,第81、82页；［清］万斯同：《明史》卷三二八《徐用检传》,《续修》第329册,第632、633页；［清］王崇炳：《金华征献略》卷六《儒学传三·徐用检》,《存目》史部第119册,第739—741页。二、内阁首辅徐阶
徐阶是阳明后学文官中官位最高、职权最重的,终官内阁首辅。徐阶,字子升,号少湖,又号存斋,南直隶松江华亭人。徐阶的童年曾两次面对死亡。一岁时,家中的女仆不小心将他掉到枯井里,救上来时都断气了,但三天之后竟然又醒了过来。五岁时,和父亲徐黼一起去宁都县上任,途经括苍岭,不小心掉了下去,被树枝挂住才免一死。徐阶的读书仕进之路也有很多传奇故事。嘉靖元年（1522）壬午科应天府乡试,二十岁的徐阶前去应试,主试官翰林院侍读董玘从一堆黜落的试卷中认出徐阶的卷子,惊讶万分,以第七名的成绩录取了他,徐阶在董玘的墓志铭中回忆说：嘉靖壬午,（董玘）主考南畿,阶时以诸生试,为同考所黜落,公阅而改品题焉,且将以为第一,属有沮者,乃以为第七,凡阶所以有今日,皆公赐也。乡试主考官有搜求落卷的权力,又有录取与否的最终决定权,从科举程序来看并不违规,但遭人非议在所难免。无论如何,二十岁的徐阶考中了举人,次年会试考了第五十名,在紧接着的殿试高中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从此步入仕途。
《明史》卷二一三《徐阶传》,第5631—5638页；［明］何三畏：《云间志略》卷一二《徐文贞存斋公传》,学生书局1987年版,第853—862页,盖公故居华亭县之城西隅有湖瀦水,尝读书其上,故号少湖。其,契孟夫子存心养性之旨,故更号存斋也；［明］徐阶：《世经堂集》卷一八《墓志铭四·明故通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中峰先生董公墓志铭》,《存目》集部第79册,第750、751页；郭培贵：《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第174、175页。
在明代入了翰林院,就算是半只脚踏入内阁了,但徐阶的人生路是曲曲折折的。嘉靖三年（1524）九月,徐阶的父亲徐黼去世,徐阶按制丁忧。服阙,仍为翰林院编修。也真是天意自古高难问,嘉靖九年（1530）十一月,嘉靖皇帝采纳张孚敬的建议,想要撤掉孔子的王号。但孔子的王爵可是由来已久,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八月,下诏追谥孔子为文宣王,这是孔子有王爵之始。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一月,加谥为玄圣文宣王,但这个玄仅用了四年多的时间,为避赵氏先祖赵玄朗之讳,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二月,改谥为至圣文宣王。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七月,新即位的元武宗又加谥为大成至神文宣王。嘉靖皇帝不仅想撤掉孔子的王爵,还打算将孔子的塑像换成木制的牌位,祭祀礼器和礼乐也要降低标准。这一切,都意味着孔子的地位有所下降。嘉靖皇帝让儒臣们讨论这件事,只有徐阶反对。张孚敬怒气冲冲地责问徐阶为什么背叛他,徐阶也毫不客气地反驳说,背叛的前提是依附,我未曾依附你,何来背叛。他做了一个揖,便离开了。此事自然也触怒了嘉靖皇帝,徐阶也因此被贬为福建延平府推官。
在延平府推官任上,徐阶署理延平府知府事务,平冤狱,毁淫祠,创社学,捕巨盗一百二十人,多有政绩,迁湖广黄州府同知。嘉靖十三年（1534）三月升任浙江按察司佥事,管理学校事务。嘉靖十五年（1536）十月,升正四品江西按察司副使,仍管理学校事务。嘉靖十八年（1539）,皇太子朱载壡出阁受学,徐阶被任命为司经局洗马（从五品）兼翰林院侍讲（正四品）。嘉靖十九年（1540）六月,母徐氏卒,徐阶按制丁忧。服阙,出任从四品国子监祭酒。嘉靖二十三年（1544）十一月,升正三品礼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多次署理部务,任上举荐的王道、欧阳德、张岳等人都是才俊。嘉靖二十八（1549）二月,命徐阶兼翰林院学士,教习庶吉士。不要小瞧这个职位,因为翰林院教习官一般由阁臣推荐产生,每科进士中的精英都成为他的学生,不仅本身成为阁臣的重要人选,而且成为维系阁臣和庶吉士关系的重要纽带。果然,本月稍晚些时候,徐阶便被任命为正二品礼部尚书,仍兼翰林院学士。嘉靖三十一年（1552）三月,已是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的徐阶兼东阁大学士,入内阁；嘉靖三十八年（1559）五月,晋升吏部尚书；嘉靖四十三年（1564）八月,晋建极殿大学士,取代严嵩为内阁首辅。万历十一年（1583）卒,赠太师,谥文贞。
《国朝献征录》卷一六《内阁五·徐阶传（王世贞）》,第592—601页；《明儒学案》卷二七《南中王门学案三·文贞徐存斋先生阶》,第616、617页；《嘉靖元年应天府乡试录》,《明代登科录汇编》第6册,第3289页；《明史》卷一一〇《宰辅年表二》、卷二一三《徐阶传》,第3359—3362、5631—5638页；［后晋］刘：《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20页；［元］脱脱：《宋史》卷七《真宗本纪二》、卷八《真宗本纪三》,中华书局1975年,第138、139、152页；［明］宋濂：《元史》卷二二《武宗本纪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84页；郭培贵、刘明鑫：《明代的庶吉士教习官》,《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徐阶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他曾受学于聂豹。聂豹,字文蔚,吉安永丰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他与王阳明的师生之谊历久,嘉靖四年（1525）,聂豹任监察御史,巡按福建,王阳明此时政闲居在浙,聂豹不顾众人劝阻前去问学；王阳明征思田时,聂豹再次问学,王阳明有答信。王阳明卒于嘉靖七年（1528）,此年聂豹为苏州知府,在钱德洪的见证下,设香案,正式拜王阳明为师。
《明史》卷二〇二《聂豹传》,第5336页；《明儒学案》卷一七《江右王门学案三·贞襄聂双江先生豹》,第370、371页。徐阶拜聂豹为师是在聂豹任华亭知县时,华亭县正是徐阶的老家。《明儒学案》谓,聂双江初令华亭,先生受业其门,故得名王氏学；
《明儒学案》卷二七《南中王门学案三·文贞徐存斋先生阶》,第617页。王世贞《徐文贞公行状》中也提到聂豹为华亭知县时,试公而奇之,曰：‘是子,国器也。’因进公以圣贤之学,而公亦慨然自奋,以一第不足名［明］王世贞：《州续稿》卷一三六《文部·行状·明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赠太师谥文贞存斋徐公行状》,《四库》第1284册,第2页。。徐阶在聂豹的墓志铭中也回忆说聂豹常与县学诸生论学,阶时幸闻,虽甚不敏,然于心窃有契焉,多少年过去后,徐阶仍是惟公（聂豹）之言是训是行,亦惟公之言味之而益旨,履之而益效也。［明］徐阶：《世经堂集》卷一八《墓志铭四·明故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赠少保谥贞襄聂公墓志铭》,《存目》集部第79册,第758页。由此,徐阶是阳明心学的忠实拥护者和践行者,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更加强化在其政治立场上。
步入仕途后,徐阶注意结交官场的王门弟子,也用心昌明心学。如在浙江按察司佥事任上时,在龙泉山上方僧舍王阳明讲学处建阳明祠,将僧舍墙壁上王阳明亲自书写的学规保存了下来。
嘉靖《浙江通志》卷二〇《祠祀志第四之二》,嘉靖四十年刻本,叶7b—8a。这是王阳明教给学生、士子读书为学之道在于持之以恒。希望弟子在自己离开后也要尽力定期相会论学,讨论学术时要虚心接受他人意见,不能恶意攻击他人,否则读再多的书也没用。徐阶在江西按察副使任上,视学政正文体,端世习,创王文成公祠及同仁祠。
雍正《江西通志》卷五八《名宦》,雍正十年刻本,叶26b。徐阶创建的王阳明祠在射圃亭大忠祠的右侧,嘉靖三十五年（1556）,蔡克廉出任江西巡抚,捐赎金重修阳明祠。嘉靖四十四年（1565）,江西巡抚徐栻将自己的赏赐捐出来再次重修。此后,南昌百姓得以岁时瞻仰祭祀。而且,两位巡抚还在祠之左右建了屋子,为南昌府的学子们读书讲学之所。
光绪《江西通志》卷七三《建置略·坛庙一》,光绪七年刻本,叶29b—31a。
徐阶入阁之后,在京师灵济宫组织讲坛更是有力地推动了阳明心学的传播,成为明朝中后期京师讲学的一大盛事。灵济宫的全名是洪恩灵济宫,是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十五年（1417）三月诏建的
《明太宗实录》卷一八六,永乐十五年三月辛丑条,第1993、1994页。,在皇城的西南角即今天的北京西城区灵境胡同地区。嘉靖三十二年（1553）、三十三年（1554）,已是内阁大学士的徐阶在灵济宫开立讲坛,讨论良知之学,盛况空前。不同史料对于讲坛的规模记载存异：《明儒学案》说徐阶让自己的老师时任兵部尚书聂豹及礼部尚书欧阳德、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程文德分别主会,与会者有千人之多
《明儒学案》卷二七《南中王门学案三·文贞徐存斋先生阶》,第617页。,《明史·欧阳德传》谓有五千多人。
《明史》二八三《欧阳德传》,第7276—7278页。据曹胤儒所撰《罗近溪（汝芳）师行实》,王阳明再传弟子罗汝芳（王阳明—王艮—罗汝芳）组织很多进士参与其中。嘉靖三十二年,罗汝芳进京参加殿试,见徐阶、聂豹、欧阳德等人开讲会
方祖猷、梁一群等编校整理：《罗汝芳集》附录《罗近溪师行实》,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836页。,便组织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瞿景淳、吴情、戴完、王宗沐、贺少龙及嘉靖三十二年进士顾阙、李廷龙、柳东伯、向淇及好友何廷仁、何迁等人参与讲会,讲会前后持续两个月,可谓盛会。
嘉靖三十三年（1554）三月,欧阳德卒,次年二月,程文德以诽谤君上为由被黜为民,聂豹亦引疾回籍闲住,嘉靖三十五年（1556）以后的灵济宫讲坛因之盛状不再。嘉靖三十七年（1558）,太仆寺少卿何迁从南京来到北京,推举徐阶为主盟,仍在灵济宫讲学。还有一种说法是太仆寺少卿何迁从南京来到北京,复开灵济宫讲坛,但其官位、名气都不足以和徐阶等人相埒,号召力不强,参会者不多。偶尔有贵族子弟想借讲学之机提升自己的名气,却在赴会前和掌权的宦官喝得酩酊大醉,将讲会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多亏仆从提醒,才匆忙赴会,会上鼾声如雷,讲会结束后,仆从将他架上马,竟然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留给时人的,只是笑柄。总之,虽然何迁再次组织的讲坛不复盛状,但徐阶等人组织的讲坛还是有力地推动了阳明心学的传播。
《明儒学案》卷一七《江右王门学案二·文庄欧阳南野先生德》,第357页；《明世宗实录》卷四一九,嘉靖三十四年二月癸未、甲午条,第7277、7279页；［明］高拱著,岳西金、岳天雷编校：《高拱全集》卷八《逸史杂考·冰厅札记一则》,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7页。需要说明的是,前揭《罗近溪师行实》谓会试同年昆湖瞿公……,罗汝芳参加嘉靖二十三年甲辰会试并中式,该科《会试录》记载他考了295名（《嘉靖二十三年会试录》,《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会试录》点校本·下,第202页）。一般而言,会试中式者会在次月参加殿试成为进士,如因自身疾病或父母去世等原因未参加殿试,可待病愈或服丧期满再参加殿试。罗汝芳因父亲生病未参加殿试,直至嘉靖三十二年才参加癸丑殿试成为进士。由此,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科会试中第之人实罗汝芳的同年,即《罗近溪师行实》中所谓会试同年；嘉靖三十二年进士也是其同年,《罗近溪师行实》中谓师集同年,师即罗汝芳,集同年即组织嘉靖三十二年进士。
走上仕途后,徐阶始终在自己心学立身基础上推崇并推广心学为政。他在官场上的小心翼翼和明哲保身,更多的是为了让自己容身于政治的染缸之中,让自己致良知的政治举措得以实施,切实为百姓造福。徐阶确实在首辅严嵩面前唯唯诺诺,但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夏言想置严嵩于死地,又极力推荐徐阶,严嵩与徐阶的关系自然好不到哪里去,嘉靖二十九年（1550）,徐阶自己又因为不同意世宗孝烈皇后祔太庙一事惹怒了世宗,这无疑给了严嵩攻击徐阶的借口。严嵩也终于逮到了机会,趁着嘉靖皇帝单独召见自己并聊到徐阶时,抛出一句看似不痛不痒实则触碰嘉靖皇帝底线的话：阶所乏非才,但多二心耳。再次暴出徐阶曾经请立太子之事,徐阶的处境可谓危险万分,但徐阶暂时又无力与严嵩争斗,乃谨事嵩,而益精治斋词以迎帝意。就这样小心谨慎,曲意逢迎,嘉靖皇帝怒气稍解,才有嘉靖三十一年（1552）三月兼东阁大学士入阁的初步胜利。
严嵩倒台后,建极殿大学士袁炜以病归,徐阶成为首辅,但也成了光杆司令,便屡请增阁臣,屡乞归养。嘉靖四十四年（1565）,严讷、李春芳入阁。严讷告归后,郭朴、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相继入阁,这是徐阶为大明王朝的权力核心储备人才之功。他还保全了很多大臣。嘉靖中期,南北兵事日炽,边镇大臣稍不合帝意便被逮入狱,阁臣只是看皇帝的脸色行事。徐阶为内阁首辅后,减少缇骑的数量,禁止乱抓人的现象,锦衣卫诏狱渐渐空了出来,官员们也不用提心吊胆,可以安心政务,以功名终。从这一角度讲,在官场上的明哲保身和据理力争其实并不矛盾,徐阶入阁后的种种善政是为证,前文提到的初入仕途时反对降低孔子的受祀待遇,在各官任上的善政也可为证。清修《明史》阶立朝有相度,保全善类。嘉、隆之政多所匡救。间有委蛇,亦不失大节的评价还是相当公允的。徐阶家族兼并土地成了大地主,其家人和奴仆在当地飞扬跋扈,遭致民怨沸腾确实是其过失,但我们要依据扎实的史料,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而不能脱离具体的时空苛责之。勾稽再传、三传弟子的尝试：以南中、楚中王门为重点一、南中王门再传、三传弟子
南中王门学派的南中可泛指南方,更确切地说是指明代南直隶地区。明代南、北两京分别称为南、北直隶。南直隶辖应天、凤阳、淮安、扬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庐州、安庆、太平、池州、徽州、宁国十四个府以及徐州、滁州、和州、广德州四个直隶州,所辖大致与今天的江苏省、安徽省、上海市相当。
披览所及,南中王阳明再传弟子除前面讲过的唐顺之、徐阶外,道光二年（1822）重刻《王龙溪先生全集》提供了一份珍贵的《王龙溪先生全集原刻编校及门姓氏》名单：周怡（顺之）、查铎（子警）、贡安国（玄略）、沈宠（思畏）、翟台（思平）、俞堂（允升）、焦玄鉴（仲明）、杜质（维城）、袁黄（坤仪）、丁宾（礼原）、丁旦（惟寅）、岑炯德（华升）、陆光宅（与中）、周汝登（继元）、张元益（叔学）、王钟瑞（慎甫）、王汝舟（济甫）、张棨（士仪）、周恪（友之）、丁懋建（元敬）。［明］王畿：《王龙溪全集·王龙溪先生全集原刻编校及门姓氏》,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29页。在道光二年重刻本《王龙溪先生全集》中因避康熙皇帝玄烨之讳,将焦玄鉴写作焦元鉴或焦元鉴,详见下文,贡安国字玄略,清朝康熙以后的地方志、康熙年间刻本《明儒学案》等写作元略亦如是。这些弟子中周怡、查铎、贡国安、沈宠、翟台、俞堂、焦玄鉴、杜质、丁旦、
王汝舟、张棨系南直隶人即南中王门再传弟子,除此,还有戚衮等人。我们按地域分别来看：
查铎,字子警,号毅斋,泾县人,正德十一年（1516）正月十七日生,卒于万历十七年（1589）十月三十日。嘉靖四十四年（1565）,五十岁的查铎得中进士,授湖广德安府推官,一意德化,清理冤狱,不惜触怒当权者。升刑科给事中,屡次上疏谏言要按期举行经筵,并要求核实边功,举荐人才,政绩颇不凡。因忤逆大学士高拱,被贬为山西参议。高拱去职后,群臣交章要求起复查铎,遂起以山西参议之职,分守河东。再擢为广西按察司副使,任上缮水西书院,倡明理学,对田土、救荒等事也很用心。查铎师从王畿和钱德洪,笃信文成良知之说,但又不拘泥王阳明之说,良知简易直截,其他宗旨,无出于是。不执于见即曰虚,不染于欲即曰寂,不累于物即曰乐。［明］查铎：《毅斋查先生阐道集》卷末《明故中宪大夫广西提刑按察使司副使致仕查先生毅斋行略》,《未收》第7辑第16册,第591—594页；《明儒学案》卷二五《南中王门学案一》,第579页；嘉庆《泾县志》卷一八《人物二·儒林·查铎》,民国三年刻本,叶13b—14b。这一段中引用的查铎《行略》,是其弟子张应泰所撰,这是王阳明的四传弟子了。张应泰,字大来,泾县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历泰和知县、南京工部主事、泉州知府。任泉州知府才五个月,遭人暗算,贬大名府通判,治河有功,赐金帛,移河间府同知,转户部员外郎,督饷永平,升吉安知府,著有《孤竹遗抄》《晚香亭稿》等。
嘉庆《泾县志》卷一八《人物二·文苑·张应泰》,嘉庆十一年刻本,叶22ab。
翟台,字思平,号震川,泾县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授长沙府推官,任上推行教化,推广乡约,申明正学,除暴安良,清理冤狱,政绩颇不凡。升南京兵部车驾司主事,任上清理芦课,也是善政一件。没过多久,便辞职归乡,与王门弟子等同道修复水西书院,发明姚江之学,而不专主良知之说,大要以六经为训,以力行为先。其示学者,则曰学莫先于辨志,莫大于识性,莫要于致知,莫贵于敦行,莫切于本业,莫急于会文,从中来看,翟台的思想内核还是良知之学,但他更重视行,可谓得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要。著有《考溪集》《水西答问》等书。卒年七十,祀乡贤。
乾隆《泾县志》卷八上《人物志·儒林》,乾隆二十年刻本,叶32b—33a。
张棨,字士仪,号太静,泾县人。张棨年幼聪慧,五岁的时候口授其经义,便能理解得很好。有一次,张棨听到鸡叫,便赶紧喊母亲起床,并和母亲说《小学》这本书中说了,凌晨鸡鸣之时,做子女的就要起床,帮父母准备好盥洗和漱口之水,这会鸡正叫着呢。母亲笑着说,你才读书几天,就能懂得这个道理张棨回答说：我真正愿意这样去做。八岁时,已经能写文章了；十岁时,已经遍读儒家经典；十三岁时父亲去世,丧仪礼节做得和成年人一样；十七岁时成为廪生,热心时务,有经邦济世之志,读书时会从其中读得大意,而不是简单地背诵其中的章句。欧阳德为南京国子监祭酒时,张棨前去求学,能很快理解欧阳德讲学之旨。其后,又从邹守益、王畿等王阳明亲传弟子学习,积极进取,说圣人可学而至,这和其师祖王阳明的观点是一样的。游学归来之后,在家乡筑室讲学,讲得口若悬河,头头是道,来听他讲课的人很多,所到之处,官员士绅都以礼相待。其祖母董氏病重,亲侍汤药,夜里则默默祈祷上苍,但还是没能留住祖母的命。祖母去世之后,张棨悲痛万分,在祖母墓旁筑永思山房,守墓三年。他还倡建水西精舍,延请各地名儒前来讲学,水西之会名动天下。张棨卒年三十二岁,实在可惜。祀乡贤祠。
乾隆《泾县志》卷八上《人物志·儒林》,叶32a—32b。
俞堂,字允升,号寒泉,泾县人,对良知之学颇多所悟。官楚府纪善,这是给亲王授课的正七品之职,他写下《楚录》以劝诫楚王。后致仕归乡,在水西讲学。
王汝舟,字济甫,泾县人。他和吉安人周七泉在水西游学,听闻阳明良知学,深信不疑,便放弃了举子之业,师从王畿,王畿曾称赞他有真才实学。王汝舟其学一以致良知为主,而于知过为良知,改过为致知二言尤用力焉。
乾隆《泾县志》卷八上《人物志·儒林》,叶35b—36a。
贡安国,字玄略,号受轩,南直隶宣城人。他是翰林待诏贡汝成的长子。贡汝成,字玉甫,正德八年（1513）举于乡,汝成尤探及理蕴,文密而藻赡,内阁首辅夏言赞之曰真海内博雅学者。贡安国从其父亲那里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后师从王畿和欧阳德。贡安国以岁贡生身份于嘉靖末年任九江府湖口县教谕,江西布政使和按察使（布政使和按察使合称两台）请他到白鹿洞书院讲学。后入国子监受学,仕至山东东平州知州,任上崇学兴教,旌表孝子贞妇,抚恤鳏寡,政绩不凡,去世后祀入名宦祠。他倡学四十余年,但诗文语录存下来的很少,门人私自录下来一部分,汇成《学觉窥斑集》。
嘉庆《宣城县志》卷一七《人物·文苑·贡汝城》,嘉庆十三年刻本,叶8b—9a；《明儒学案》卷二五《南中王门学案一·贡安国》,第578、579页；嘉庆《宁国府志》卷二八《人物志·儒林·宣城县·贡安国》,民国八年影印本,叶2a；同治《湖口县志》卷六《职官志·名宦·贡安国》,同治十三年刻本,叶61a—62b；康熙《东平州志》卷四《人物·宦迹·贡安国》,康熙十九年刻本,叶55a；万历《宁国府志》卷一二《艺文志·学觉窥斑集》,万历五年刻本,叶24a—25b。当然,贡安国还是关注民瘼、寄心家乡事务之人。万历三年（1575）宣城县大旱,幸未成灾,知县姜台未雨绸缪,打算建社仓储谷以备荒年,得到巡抚宋仪望、巡按鲍希贤、知府陈俊批准,遂在山、圩两乡建了两座仓廒。县中耆旧请贡安国写一篇记文,贡安国欣然为文记之。［明］汤宾尹辑,王景福等校注：《宣城右集》卷一八《义仓记（贡国安）》,黄山书社2017年版,第252、253页。
戚衮,字补之,宣城人,先后师从邹守益、欧阳德、王畿三人。戚衮去世后,王畿为其撰《文林郎项城县知县补之戚君墓志》,足见王畿对这位弟子的赞誉之情,也提供了戚衮较多的师学、任职经历。戚衮还曾师学于王阳明的弟子邹守益,惜所获不多。嘉靖十一年（1532）,戚衮以选贡身份入南京国子监学习,其时,欧阳德任南监司业,在南京国子监讲良知学,戚衮前去拜师问学,始慨然一志于学。嘉靖十四年（1535）,王畿任南京兵部武选司郎中,戚衮与贡安国、周怡、沈宠、梅守德等人前去受学。［明］王畿：《王龙溪全集》卷二〇《状志表传·文林郎项城县知县补之戚君墓志》,第1467—1474页。嘉靖二十一年（1542）,戚衮出任浙江海盐县丞,他勤政爱民,遇有重要政务及有疑问之处,一定会在深思熟虑得其要领之后再向县令禀报,县令对他日渐信任,委托他处理盐务。他宽肩负之禁,绝私贩之途［明］王畿：《王龙溪全集》卷二〇《状志表传·文林郎项城县知县补之戚君墓志》,第1471页。,绝私贩之途自然是禁止贩卖私盐,宽肩负之禁之策实与民方便。为什么这么说呢自汉武帝时期实行盐铁官营以来
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2—374页。,盐成为历代中央政府严格管控的重要物资。明代实行计口食盐的食盐专卖制度,由盐运司查明州县人口数额,算出该用食盐的数量,报巡盐御史衙门批准,由盐商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领盐再到指定地区贩卖,卖完之后还要到官府查验应卖之数与实卖之数。
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6页。但不少地方道路不畅,领到官盐的商盐难以前去甚至不愿前去,如此一来自是苦了劳苦大众,加之很多地区土地贫瘠,种植粮食作物收成低,不少劳苦大众便从官盐商那里小规模肩挑贩卖一部分食盐,赚点差价,换取粮米度日,便民利民,官府也是准许的,很多地区都有类似的现象。海盐县虽因海滨广斥,盐田相望而得名［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九五《江南东道七》,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915页。,但官盐不一定能按时流通全县之域,劳苦民众从官盐商人那里贩卖一点官盐,官府没有不允之理,甚至贩卖一点私盐,官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清朝时还在盐引中专设部分肩引,挑选靠近盐场的灶丁和良民一百八十一名,按规定领肩贩额引一道,到规定的盐灶挑盐八天,每天限定一百斤,然后到规定地区售卖。
光绪《海盐县志》卷一〇《食货考·盐法》,光绪三年刻本,叶39b。由此可知戚衮宽肩负之禁的利好所在。
除此之外,戚衮在海盐县丞任上还弭盗雪冤,赈济百姓,均平赋役,筑海塘,除奢靡之风,政绩不凡,很得民心。戚衮为政的宗旨是知民亲民,与孔子说不教而诛谓之虐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02页。的理念是一致的,他没有用严刑峻法治理人民,而是施以教化,制定乡约规范县民言行,建立社学,聘请老师,教育县民子弟,还建立古项精舍,每月初一、十五与士大夫和秀才们集会讲学。其他善政如丈田均赋,疏通虹河,抑制奸邪及豪强势力,捣毁淫祠,都是为民所想。除寄心县务之外,戚衮还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讨论,即墓志所谓止开塞孙家渡及光绪《宣城县志》所谓时奉文将开黄河,乃立呈其不便,士庶庐墓赖保全者甚多。因病致仕,县民在道旁哭泣,对其恋恋不舍,并立祠纪念这位爱民知县。［明］王畿：《王龙溪全集》卷二〇《状志表传·文林郎项城县知县补之戚君墓志》,第1471、1472页；光绪《宣城县志》卷一五《人物志·儒林》,光绪十四年木活字本,叶4b—5b；顺治《项城县志》卷六《人物志·名宦》、卷一《舆地志·山川》,顺治十六年刻本,叶2a、3a。祠谓戚公生祠,在县北关街西,乾隆时圮。
乾隆《项城县志》卷二《建置志》,乾隆十一年刻本,叶27b。
沈宠,字思畏,号古林,宣城人,年轻时师从贡国安,勤奋好学,后师从王畿、邹守益,事良知之学。嘉靖十六年（1537）举于乡,授行唐知县,见县民不谙纺织,便造织机,教县民纺织。任上逢有御史来县巡视,很欣赏他的廉介之风,便奏请将他调任事务繁重的获鹿县,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赴任。任上兴农桑,修礼教,政绩颇不凡,擢为监察御史,巡视京师。但沈宠在任上抑制有权势的宦官,为权贵所忌,左迁湖广兵备佥事兼敕江防,驻蕲州。任上遇到九龙湾巨寇郑翦率数千人抄掠附近州县,遂固守城池,募兵习战,将贼寇一举平定。平定贼寇之后,建重正书院,延请名儒来讲学,三楚士翕然向风。迁广西布政司参议,以母老乞归乡里。回乡之后,与知府罗汝芳（王门后学,其师承关系是王阳明—王艮—颜均—罗汝芳）、同里给事中梅守德（王门后学,师从邹守益）在志学书院切磋学问,传道授业。著有《古林摘稿》。卒,从祀阳明祠。
嘉庆《宁国府志》卷二八《人物志·儒林》,民国八年刻本,叶2b；乾隆《获鹿县志》卷八《官师·知县》,乾隆元年刻本,叶7b。
沈宠之子沈懋学亦是王门后学。沈懋学从王畿和父亲沈宠那里学得致良知之学。笔者检得几封沈懋学给王畿的寿序和书信,弥足珍贵。万历六年（1578）王畿八十大寿,沈懋学撰《王龙翁老师八十寿序》,提到嘉靖十四年（1535）王畿出任南京兵部武选司郎中,沈宠、贡安国、周怡、梅守德前往拜师受学,自己因得闻其概,即学习了良知学的大概,又说承家学于先生（王畿）,谊尤殷。［明］沈懋学：《郊居遗稿》卷五《序·王龙翁老师八十寿序》,《存目》集部第163册,第659、660页。在《上王龙溪先生》中也说不幸学由先子（沈宠）,得闻道教（良知学）,嗣且负墙言,益沾濡化雨,披拂春风,即驽骀之资,亦知策励。在另一封书信《复王龙溪先生》中感谢王畿为家父沈宠撰写墓表,并谈到自己对良知之学的看法,深服吾师弘度,夫致良知自能知语知默知进知退,道在随时,无成心可执《明文海》卷一六八《书二十二·上王龙溪先生（沈懋学）》《复王龙溪先生（沈懋学）》,第1692—1695页。,对良知之学服膺甚深。
沈懋学,字君典,工隶书和草书,善骑射及诗歌,年轻的时候喜欢侠客,多次到塞外畅谈时事。中万历五年（1577）状元,该科榜眼是时任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之子张嗣修。中状元后,授翰林院修撰,应诏赋明宣宗《玄兔诗》,深得神宗之心,神宗手书谨言行明礼义六个字赐给他。沈懋学中进士的这一年,恰逢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去世,不少官员反对张居正夺情,沈懋学便是其一。他给张嗣修写信,让张嗣修劝说张居正回老家江陵守孝,还写好奏疏,被阻挠没有递上去。沈懋学很失望,便托病辞职归乡。张居正知道后非常生气,想着怎样陷害沈懋学,偶然的机会,得知沈懋学同乡吴仕期曾代沈懋学写过上奏给张居正的奏疏,时任提督操江都御史胡槚以诬陷内阁首辅的罪名将吴仕期逮下狱,胁迫他诬陷沈懋学,但吴仕期至死也没有这么做。沈懋学最终安然无恙地回到家乡,游西湖,登九华,但这并非闲云野鹤般悠闲的生活,他经常喝得酩酊大醉,日夜歌舞不辍,光绪《宣城县志》谓之自污数年,其中道不尽的苦衷,或是沈懋学空负一身才学却报国无门的失意与惆怅。不知过了多久,张居正大概也感到过意不去了,想要让沈懋学复官,但沈懋学已是病体沉疴,于万历十年（1582）四月辞世,年仅四十四岁。可惜了一位状元郎。汤宾尹在墓志中说,天下英雄豪杰甚至市井无赖听说沈懋学去世后,无论是否识面,都扼腕痛哭。有意思的是,张居正也卒于万历十年六月,虽然两人同年去世是巧合。
《万历五年进士登科录》,《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下,第535页；［明］汤宾尹：《睡庵集》卷一八《志铭·翰林院修撰承务郎沈君典先生墓志铭》,《禁毁》集部第63册,第265—267页；《明史》卷二一六《沈懋学传》,第5698页；光绪《宣城县志》卷一七《忠义·沈懋学》,叶9b—10a。
而这位吴仕期,也不单单是沈懋学的同乡,他是贡安国的女婿,从师承加姻亲算,吴仕期和沈懋学是同辈人。吴仕期,字德望,为秀才时便倜傥有志。为反对张居正夺情,他写了《上相国书》,洋洋洒洒千余言。承着前段讲到的沈懋学反对张居正夺情的事,胡槚是张居正的人,时任南直隶太平府同知龙宗武是胡槚的同乡,二人命人将吴仕期抓入芜湖监狱。龙宗武审讯他,让他指出背后主使之人,其实是想诬陷沈懋学,但吴仕期大义凛然地说大丈夫耿耿直言,还用人指使吗龙宗武等人恼羞成怒,将吴仕期拷打得体无完肤,但吴仕期还是咬牙挺住,没有诬陷沈懋学。龙宗武等人再生恶毒之计,指使狱卒用沙袋砸向吴仕期头部,吴仕期不幸惨死。人们听说这件事后,都认为吴仕期是被冤枉的。万历十九年（1591）,吴妻贡氏和吴弟仕朝抱着《孤愤录》到南京都察院喊冤,监察御史孙惟诚具疏上闻,胡槚、龙宗武被谪戍边方,贡氏守节终老,皇帝下令建吴氏夫妻义烈坊,吴仕期又被祀入乡贤祠。
光绪《宣城县志》卷一七《人物·忠义·吴仕期》、卷二〇《列女·义烈·义士吴仕期妻贡氏》,叶9a、2b。
丁旦,字惟寅,号海阳,南直隶池州府贵池县人。他生性聪颖,相貌不凡,说话声音洪亮。年纪稍长,行事很遵守规矩,一身正气。又遵兄长,孝父母,极讲孝道。年纪再长大一些,每天都会逗父母开心。丁旦的这些孝行,深受邻里敬重。听说乡里人李呈祥很有贤德,便前去拜师,其后终身以师礼待之。之后又师从邹守益、王畿、钱德洪、欧阳德学习,学问日益精进,远近而来从其受学之人越来越多,名扬于大江南北,地方官员纷纷前来谈学论政。丁旦也为家乡做了很多好事,发现有未受朝廷旌表的孝子贞妇,便向上官上表章请求旌表,老百姓有冤不能伸的,则悄悄地助其伸冤,有拿着银子来答谢的都被拒绝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耿定向督学南畿,任上积极劝学,选拔俊才,并派人以礼敦促他们参加考试,只有丁旦、杨希淳、詹应麟、郭忠信、王敬臣五人有考试的机会。明穆宗即位后,下诏选拔廪生为恩贡生到国子监读书,地方官有意选拔丁旦,丁旦却躲到了当涂县姑孰这个地方。过了很久,又有岁贡入国子监读书的机会,丁旦将机会让给了徐宗梓。
万历元年（1573）,丁旦成为岁贡生,万历十年（1582）时出任湖广衡州府通判,任上辅助知府兴修义仓、社学,剔除诸多弊政,与衡州士人讲学,乐此不疲。没过多久,被派到省城武昌府督理粮饷,甚是操劳。又顶风冒雪,到黄安山中拜访耿定向,他是王艮的弟子,由此算来,丁旦、耿定向是同辈人。不幸的是,路途奔波,多受风寒,刚到省城武昌府便去世了,年六十四岁,家境贫寒的他竟无以为葬,在士民的帮助下葬在了贵池县石都山。焦竑为他作传,从师承关系上讲,焦竑是耿定向的学生,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明］焦竑撰、李剑雄点校：《澹园集》续集卷十《丁别驾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18—920页；《明朝分省人物考》卷三九《南直隶池州府·丁旦》,第797页；光绪《贵池县志》卷二六《人物志·儒林》,光绪九年活字本,叶1b—2b；《明世宗实录》卷五〇七,嘉靖四十一年三月辛卯条,第8358页。县人王学诗是丁旦高足,家境贫寒但刻苦攻读,中秀才,天启四年（1624）贡生,未入仕。康熙《贵池县志》卷六《人物·独行》,乾隆九年刻本,叶16a。
焦玄鉴,字仲明,南直隶宁国府太平县人。听说王畿、钱德洪等人在浙江讲阳明良知之学,便前去从师就学,回来之后筑台山精舍,与诸生切磋学问。隆庆二年（1568）,焦玄鉴中进士,授户部主事,整理赋役,剔除弊端。改职方司主事,巡视京城九门,将士无敢侵犯。当时高拱专权,想将他调到吏部任职,但焦玄鉴辞职归乡。
嘉庆《太平县志》卷六《宦业》,嘉庆十四年刻本,叶2b—3a。
杜质,字惟诚,号了斋,南直隶宁国府太平县人,诸生。他从钱德洪、王畿等人受学,学问日有长进,声名远播,邹守益之子邹善提学山东,聘请他到山东主讲。张居正秉政,禁止讲学,但杜质说张居正要禁的是伪学,他讲的是真学问,便以讲乡约为由,继续讲学,前来听讲的人很多,被学者们亲切地称为杜宛陵。著有《明儒经翼》。卒,祀乡贤。
嘉庆《太平县志》卷六《儒林》,嘉庆十四年刻本,叶1b。
周怡,字顺之,号讷谿,宁国府太平县人。还是秀才的周怡说过这样一句话,鼎镬不避,沟壑不忘,可以称士矣,不然,皆伪也,说的是不畏强权,甘愿为正义现身之人才能称为士,要不然就是伪君子。他师从王畿、邹守益。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授顺德府推官。嘉靖十八年（1539）,世宗南巡至顺德府,从府中征派费用计有万两之巨,幸得周怡力争,才减少了十分之二三。擢吏科给事中。
嘉庆《太平县志》卷六《名臣·周怡》,嘉庆十四年刻本,叶3b。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弹劾户部尚书李如圭、兵部尚书张瓒、提督团营兵部尚书刘天和,说李如圭对边镇军粮之事漫不经心,宗室周王想要增加禄米,李如圭收受周王的贿赂,替周王向皇帝呈递奏疏；张瓒的罪名是贪污腐败,买卖官职；刘天和的罪名稍轻,只是年迈体衰,很散漫,不能再继续管理团营了。最终,张瓒留任,刘天和致仕,李如圭回籍听勘。
《明世宗实录》卷二六五,嘉靖二十一年八月辛丑条,第5261、5262页。
隆庆元年（1567）二月,升南京太常寺少卿；
《明穆宗实录》卷四,隆庆元年二月甲午条,第106页。三月,改太常寺少卿,疏陈定君志以修业德、畏天命以消灾异、敬大臣以尊师道、泽左右以慎近习、勤朝政以饬臣工五事,触怒穆宗；
《明穆宗实录》卷六,隆庆元年三月辛巳条,第180页。八月,被贬为山东按察司佥事,给事中岑用宾为周怡鸣不平,无果。
《明穆宗实录》卷一一,隆庆元年八月己丑条,第299页。隆庆二年（1568）六月,周怡被改任南京国子监司业。时任祭酒是姜宝,姜宝御下极严,周怡则很宽和,时人认为二人的做法都很得体。
《明穆宗实录》卷二一,隆庆二年六月丁酉条,第578页。隆庆三年（1569）四月,擢太仆寺少卿,提督四夷馆,未任卒。
《明穆宗实录》卷三一,隆庆三年四月乙未条,第820页。隆庆六年（1572）,张佳胤请建祠祭祀。万历三十六年（1608）,河南道掌道御史黄吉士等人为周怡请谥典
《明神宗实录》卷四五二,万历三十六年十一月丙申条,第8542页。,天启二年（1622）时谥恭节,天启七年（1627）,学臣请赐守祠生一人。顺治二年（1645）,准祭祀如故。著有《讷溪文集》。
嘉庆《太平县志》卷六《名臣·周怡》,嘉庆十四年刻本,叶4b—5a。
还有一些倾慕王阳明良知之学,或未拜门成为再传、三传弟子之人。如萧良幹,泾县人,字以宁,号拙斋。年幼从学时,听闻宋代范仲淹捐俸购置义田以资助族中乡里贫困之人的故事后,便立下仿行之志。二十岁时,慕王文成良知之学,时会同志讲究,多所自得。萧良幹还是至孝之人,母亲生病,他衣不解带,床前床后伺候了一个多月。隆庆五年（1571）中进士,授户部主事,负责管理崇文门、河西务的税收,处理得妥妥当当,没有妄收一两税银。累迁绍兴知府,修三江闸,筑海塘,修复稽山书院,和士大夫在书院中讲学课士,绍兴府民很感激他,立祠祀之。升贵州按察副使,历河南布政司右参政、陕西左布政使,有抑制矿监税使等惠政。万历三十年（1602）,致仕归乡,果真兑现了他儿时的志向,捐出两百亩丰腴田土为义田。卒年七十岁,祀乡贤。
乾隆《泾县志》卷八上《人物志·儒林》,乾隆二十年刻本,叶34a—34b。二、楚中王门再传、三传弟子
楚中王门之楚中包括现在的湖北省和湖南省,在明代同属一省湖广省（湖广布政使司）。
赵尔巽：《清史稿》卷六七《地理志十四·湖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169页。《明儒学案》中评价楚中王门说：楚学之盛,惟耿天台一派,自泰州流入。当阳明在时,其信从者尚少。道林、闇斋、刘观时出自武陵,故武陵之及门,独冠全楚。观徐曰仁同游德山诗,王文鸣应奎、胡珊鸣玉、刘德重、杨礿介诚、何凤韶汝谐、唐演汝渊、龙起霄止之,尚可考也。然道林实得阳明之传,天台之派虽盛,反多破坏良知学脉,恶可较哉！
《明儒学案》卷二八《楚中王门学案》,第626页。其中所载的王门弟子有耿定向、蒋信、冀元亨、刘观时、王文鸣、胡珊、刘、杨礿、何凤韶、唐演、龙起霄。王阳明在《门人王嘉秀实夫萧琦子子玉告归书此见别意兼寄声辰阳诸贤》中则赞誉说湘中富英彦,往往多及门。
《全集》卷二〇《外集二·诗·门人王嘉秀实夫萧琦子子玉告归书此见别意兼寄声辰阳诸贤》,第809页。蒋信已在第三节中叙说,唐愈贤、刘观时、王嘉秀等既得王阳明赞誉,可叙说之处亦多。
唐愈贤,字子充,号万阳,沅陵人,正德十四年（1519）己卯科湖广乡试解元,嘉靖五年（1526）进士。唐愈贤师从王阳明受学的经历史载不一,乾隆《辰州府志》唐愈贤传记载说阳明过沅陵,寓虎溪,（唐愈贤）日从之游,又往从之学,充然有得
乾隆《辰州府志》卷三六《人物传上·唐愈贤》,乾隆三十年刻本,叶14b。,同治《沅陵县志》的记载相同。
同治《沅陵县志》卷三〇《人物一·唐愈贤》,光绪二十八年刻本,叶8b—9a。《年谱》又记载正德九年（1514）五月,唐愈贤、刘观时等人在南京集会
《全集》卷三三《年谱一》,第1364页。,说明唐愈贤成为阳明亲传弟子的时间不晚于正德九年。乾隆《辰州府志》和同治《沅陵县志》唐愈贤受学的记载是准确的。崇祯《宁海县志》说唐愈贤千里徒屣,叩阳明先生于会稽,得良知之学。
崇祯《宁海县志》卷五《名宦志·国朝·杨朝云》,崇祯五年刻本,叶9b。乾隆《辰州府志》杨朝云传谓杨朝云闻沅陵唐愈贤自赣州从王阳明归,即负笈从学。
乾隆《辰州府志》卷三六《人物传上·杨朝云》,乾隆三十年刻本,叶20b。两处记载的时间暂难明确,但不妨碍唐愈贤及门时间的讨论。唐愈贤后出任浙江宁海知县,在任四年,以劝学明道,移风易俗为任,还抑富扶贫,均平田土赋役,深得民心,县人为他建祠,后祀入名宦祠。
崇祯《宁海县志》卷五《名宦志·国朝·唐愈贤》,崇祯五年刻本,叶9b—10a。
刘观时,字易仲,沅陵人,庠生,从王阳明受学,多有所得,王阳明作《见斋说》诗以遗之。见斋是刘观时的书斋。《见斋说》多有收录,如乾隆《辰州府志》的《艺文志》。刘观时被学者尊称为沙溪先生。
乾隆《辰州府志》卷三六《人物传上·刘观时》,乾隆三十年刻本,叶13b。但刘观时及门时间史载有异,《年谱》说王阳明从龙场北归赴庐陵知县任时,过常德、辰州,见门人冀元亨、蒋信、刘观时辈俱能卓立
《全集》卷三三《年谱一》,第1357页。,明确提到冀元亨、蒋信、刘观时三位亲传弟子。刘观时及门时间最有可能是在王阳明赴谪途经湖南时,等到王阳明离开龙场北赴庐陵知县任时刘观时已能卓立。同治《沅陵县志·王守仁传》则谓（王阳明）移庐陵知县,归途适辰溪,游大酉山钟鼓洞,题诗于石。旋至辰州,喜郡人朴茂质与,道近,因留虎溪龙兴寺凭虚楼弥月,与武陵蒋信往来讲论,进士唐愈贤从之游,刘观时、王嘉秀诸人咸执贽受学焉
同治《沅陵县志》卷四八《外纪·流寓·王守仁》,光绪二十八年刻本,叶5a。,谓刘观时在王阳明离开龙场北赴庐陵知县任时方及门为弟子,乾隆《辰州府志》亦执此说
乾隆《辰州府志》卷一一《学校考》,乾隆三十年刻本,叶15b—16a。,与《年谱》记载异。
王嘉秀,字实夫,沅陵人,庠生。王阳明从贵州龙场驿起为庐陵知县,北归途经沅陵,王嘉秀及门为弟子。王嘉秀主张不必排斥仙佛之学,只要笃定成圣之志,仙佛便可自泯,这一主张深得王阳明的称赞。
同治《沅陵县志》卷三〇《人物·王嘉秀》,光绪二十八年刻本,叶8a—8b。
又检得再传弟子数人,如唐愈贤喜与门人论学
乾隆《辰州府志》卷三六《人物传上》,乾隆三十年刻本,叶14b。,弟子难以全考,前文提到的杨朝云便是其一。杨朝云,辰州府庐溪县人,嘉靖间由贡生任东川府经历。
乾隆《辰州府志》卷三六《人物传上》,乾隆三十年刻本,叶20b。又如师事蒋信的龙德孚、柳东伯、柳东作、覃世维、向淇五人。龙德孚,龙翔霄之子,字伯贞,号渠阳,又号玄扈,从蒋信受慎独之旨,为桃冈（蒋信）入室高第。中嘉靖三十七年（1558）举人,屡试会试不第。后任河南卫辉府推官,任上理平冤狱,在署理卫辉知府期间,复建白泉书院,认真踏勘境内田土,均平赋役,卫辉人很感激他,设祠祭之。转宁波府同知,任上惩奸除恶,逢遇灾荒,亲自求雨,又设立粥厂,民赖以活者无算。颜鲸专门为他撰写《德政碑》,内阁大学士沈一贯为他撰写《清吏传》,吏部尚书陆光祖称他计天下吏以宁波丞为廉平第一。迁南京户部员外郎,督淮南板闸税务,兴利除害,商人为立生祠。任职五个月便致仕,这是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事,此年龙德孚已经六十二岁。致仕还乡后,龙德孚诚心事佛,在德山筑元扈石室,在城西筑楼曰对湘楼。龙德孚生于嘉靖十年（1531）九月初六日,卒于万历三十年（1602）二月初四日,卒年七十二岁。有《对湘楼集》行世。［明］龙膺撰,梁颂成、刘梦初校点：《龙膺集》卷一一《行状·先大夫南户部员外郎诰封郎中修正庶尹玄扈府君暨先太宜人状》,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246—250页；嘉庆《常德府志》卷三七《列传·明·龙德孚》,嘉庆十八年刻本,叶10b—11a。
柳东伯,武陵人,字孟卿,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初任河南叶县知县,调到政务繁多的浙江慈谿县任知县,再调长洲知县。柳东伯在叶县知县任上非常重视县内的教育,亲自为学生授课,一时文风丕振。在慈谿知县任上时,嘉靖三十五年（1556）四月,周屹等贼寇数千人剽掠至慈谿县,当时的慈谿县没有城墙,县民被杀害者甚多。柳东伯作为知县,招募都长沈宏举族抵御,斩杀贼寇数百人,贼寇奔掠余姚,又遇卢镗的抵抗,损失惨重。五月,贼寇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攻击慈谿县,一部分攻击龙山所,攻击龙山所的贼寇被所军击败,攻击慈谿县的贼寇被卢镗及戚继光的部下许东望、王询等率部击败。在长洲知县任上,有乡间不良少年聚众为害,杀掠百姓,柳东伯令官军捕杀,民赖以安。
嘉庆《常德府志》卷三七《列传·明》,嘉庆十八年刻本,叶13b—14a；同治《叶县志》卷七《名宦志》,光绪二十二年刻本,叶10b；乾隆《绍兴府志》卷二四《武备志四·历代战守》,乾隆五十七年刻本,叶30b—31a；乾隆《长洲县志》卷二一《宦绩》,乾隆十八年刻本,叶12a。还有一种说法是贼寇剽掠慈县时柳东伯负印而走（光绪《慈县志》卷五五《前事》,民国三年刻本,叶15a）。
柳东作,万历年间贡生,与柳东伯同师蒋信,精研慎独之传。
向淇,字子瞻,号望山,辰州府沅陵人,问学于武陵蒋道林,默契有得。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授邯郸知县,正值县中遭水旱灾害,向淇均平徭役,撙节不必要的支出,赈济灾民,民赖以活者无算。闲暇时,他还集合县中的秀才,给他们讲学。还注意搜求县中忠贤节义之人,旌表他们。他的这些做法,赢得了邯郸县民的爱戴,歌颂之声载道。嘉靖三十五年（1556）,升南京户部主事,再升郎中。他还注重结交同道之士,在甘泉书院论学,以体认为实学。升四川按察司佥事,亲民亲贤,理平冤狱,息河盗,散流贼,总以出人意料之举收获实效。升广西布政司参议,分守浔州,督兵平定苗民动乱,还修葺乡贤祠、书院,以求化育民风。转云南兵备副使,创靖阳书院,勤于讲学,又号令严明,民众畏服气。隆庆四年（1570）,丁父忧归乡,捐资修葺府学。后以疾终,祀乡贤祠。
乾隆《辰州府志》卷三六《人物传上》,乾隆三十年刻本,叶20b—21a。
覃世维,字汝张,沅陵人,从武陵蒋信游学,务实践信,称其澄心之说即孔门默识之学,求人之要,即孟子尽心知性知天之旨,有自己的学术创见。隆庆元年（1567）岁贡,未入仕。徙居庐溪山中,地方官员多次去拜访,甚是礼遇。
同治《沅陵县志》卷三〇《人物》,光绪十八年刻本,叶14a；《湖南全省掌故备考》卷二九《人物》,光绪十四年刻本,叶5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