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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在两群焦虑的人中间,伊瓜多倒是很轻松,和他的卡维尔狗一样轻松,甚至比以前更加轻松。
也许以前,他始终在等待某件事发生,比如爷爷灌输的外星人入侵,难免有些紧张,而如今,他不再需要等待,该来的都来了,他的一生就此定调……他知道眼前情形的严峻性,知道自己承担着什么,也想过自己应该更加紧张,但他的思维总在某些关键的环节戛然而止,没了下文。于是,他无法真正紧张起来。然后,他的大脑就会陷入一片空白,而眼睛仿佛看到了自己大脑的空白,无边无际的空白,空白得让人发慌……那时候他会意识到：我是个傻子。
这都是我猜的,我总是无法抑制自己的胡乱猜疑。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伊瓜多在想什么。充其量我只能看到他的日常举止、面部表情和生理指标,这些东西离他的内心还有很遥远的距离。
有些人对我描述过一片空白的思维状态,可我自己未曾有过这种感受,我的脑中总是波涛汹涌,一分钟也不能停止,更谈不上空白。在我的想象中,如果我面临一片空白的思维状态,我一定会觉得自己是个傻子,所以难免会把自己的感受套用在伊瓜多身上。这也许是一种偏见,但人总会被偏见控制,我难以例外,不算什么丢人的事。我听说,有很多人认为,偏见正是人类存在的垫脚石和保护神,我同意这种看法。例如父母对孩子的偏见,永远觉得孩子是值得保护的,毫无疑问这是偏见,总有个别孩子是坏透了的,并不值得保护。可是,如果没有这种偏见,我敢打赌,就不会有今天的人类了。某些人自诩客观和理性,致力于消灭偏见,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试图消灭的不是偏见,而是人类。
这种两头大、中间小的杠铃状结构持续了一段时间。镜像人和卡维尔人,双方都在进行判断、推理、制定计划并做一些尝试,头大如斗,满腹狐疑,反复推演,激烈争吵,没完没了……而伊瓜多和他的卡维尔狗却无忧无虑,吃着屋后果园中的机器果实,哼着儿歌,在航天器张牙舞爪的残骸中奔跑玩耍,还有睡觉之类的事……只是偶尔应镜像人的要求做点什么—如果伊瓜多会做的话,偶尔又被全球防御系统尖锐的警报声所提醒,去抵抗一下卡维尔人的袭扰—如果伊瓜多的确听到了警报声的话。这两件事对于伊瓜多来说,其实并没有造成太大困扰,至少我没看出来。甚至我想,完全可以算作他无聊生活中的别致点缀。
但是,我经常感受到一种莫名的情绪,想要拯救伊瓜多。
作为系统管理员,拯救伊瓜多—无论什么样的拯救方式—对我来说都轻而易举。可我很清楚,伊瓜多其实比我过得更幸福。他每天都能傻呵呵地笑便是有力的证明,我很少能够笑出来。但不可否认,我内心深处某个阴暗潮湿的隐秘区域,渗透的水汽凝结为水滴,挂在檐头摇摇欲坠……那是一种诡异的渴望,就是想要拯救伊瓜多,让他过得和我一样。
有时我想,用拯救这个词并不合理,我只不过想把伊瓜多拉下水罢了—但我不想承认。我希望我的渴望都是符合逻辑的,符合道德的,符合我对自己的期许的。
我之所以一直没有动手,是因为戴森世界的系统管理员工作守则中有明确规定,任何系统管理员都不能借助工作之便私下以任何方式介入系统中的世界,除非是出现了经过确认的程序异常,或者戴森世界的公司管理层做出了某个正式决定,系统管理员只是去执行决定。如果我胡作非为,违反了公司规定,很可能会被开除,对我而言是一个严重的后果……那我就更加笑不出来了。毕竟,一个系统管理员的生活无论多么无趣,甚至充满了被折磨的感受,至少还拥有自己管理的系统,好歹算是一个上帝,某些系统人的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当然,这不代表我敢于去做我能够做的事。如果离开了控制室,离开了戴森世界,离开了系统人,我就什么都不是了—非要勉强是一个什么的话,仅仅是一个为了努力维持自己的生存而经常陷入死循环的计算体。
尽管我知道不应该,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如果真的下决心去做那些所谓不应该做的事,我能做什么呢
也许是从系统中删除掉卡维尔人也许是删除掉镜像人也许是帮助伊瓜多和镜像人建立全面的联系甚至让镜像人重返米利托地表世界也许是将伊瓜多从系统里捞出来谁都知道,黑客们经常从系统中捞人……尽管很多系统操作我并没有权限,不是所有事情都像从娜欧米的睡衣上清除一块污渍那么简单,但我肯定能够找到办法完成,做了这么久的系统管理员,我不比那些黑客差,对这一点,我有信心。
我很迷茫,选项太多,我不善于选择。
在这个世界上,对于所有的生命存在形式,有时麻烦来自没有机会可以进行选择,但更多的时候,麻烦来自选项太多难以进行选择。只不过就人类而言,总是倾向于在选择错误之后,将悲催的后果归咎于自己伪造的所谓没有机会选择的假象,而不是坦白地承认自己选择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