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三年的春寒还没褪尽，庐州码头的风里带着湿冷的潮气。二十岁的李鸿章背着半旧的考篮，站在
“江顺号”
漕船的甲板上，望着岸边挥手的父母，心里既有离家的怅然，更有对京城的向往
——
这是他中举后的用力点头，直到漕船驶离码头，父母的身影变成岸边的两个小点，才转身钻进船舱。他的铺位在船舱靠里的位置，紧挨着一个穿蓝布短打的中年汉子，看打扮像是跑江湖的生意人。
“小哥也是去京城赶考的？”
汉子主动搭话，口音带着山东腔。
“正是，先生是？”
李鸿章拱手回应。
“我叫王二，跑漕运的，这条线走了十几年了。”
汉子咧嘴一笑，露出两颗黄牙，“看小哥这气度，定是个有学问的，将来准能中进士。”
李鸿章客气了几句，便打开考篮，拿出父亲准备的《钦定四书文》，却没心思读。船舱外的江风
“呜呜”
地吹，夹杂着船工的号子声，他索性放下书，靠在窗边往外看。
漕船顺着淮河往黄河方向行驶，两岸的田地大多荒芜着，偶尔能看到几个衣衫褴褛的农民，在地里刨着什么，脸上记是愁苦。王二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叹了口气：“去年黄河决堤，淹了不少田地，今年又闹旱灾，这日子没法过了。”
“官府没赈灾吗？”
李鸿章忍不住问。
“赈灾？”
王二嗤笑一声，“银子倒是下拨了，可层层盘剥下来，到百姓手里就剩个零头。我前几天在徐州码头，还见着官差抢百姓的粮食呢！”
李鸿章心里一沉，掏出随身带的小本子和毛笔
——
这是他特意准备的，用来记见闻、写心得。他借着从舱缝透进来的光，写下：“道光二十三年春，淮河沿岸，田荒人饥，官赈不力，民有怨色。”
刚写完，就听见船头传来争吵声。一个穿青衫的秀才被两个官差推搡着，怀里的包袱掉在地上，散落出几卷书和几件旧衣服。
“凭什么收我的钱？漕船过闸费不是早交了吗？”
秀才气得脸通红。
“交的是船费，这是‘人头费’！”
官差横眉竖眼，“进京赶考的秀才多了去了，个个都想白坐船？不交钱就别过闸！”
王二拉了拉李鸿章的袖子：“别管，这是漕运局的规矩，每个过闸的考生都得交‘人头费’，不然就刁难你。”
李鸿章看着那秀才急得快哭了，想起自已三年前去南京赶考的情景，心里的火气涌了上来。他正想上前，却被王二按住：“小哥别冲动，这些官差都是地头蛇，你一个外地举人，惹不起他们。”
正僵持着，船主匆匆跑过来，给官差塞了些碎银子，陪着笑说：“官爷，这是我远房侄子，不懂规矩，您多担待。”
官差这才骂骂咧咧地走了。
那秀才对着船主连连道谢，收拾好包袱，落寞地坐在船头。李鸿章走过去，递给他一块干粮：“先生没事吧？”
秀才接过干粮，叹了口气：“多谢小哥。我叫张铭，从凤阳来的，家里穷，凑了半年才凑够路费，没想到还要交这种苛捐杂税。”
两人闲聊起来，张铭告诉李鸿章，他这次进京，不光是为了会试，更是想给朝廷上书，说说百姓的疾苦。“洋人刚打完仗，朝廷签了《南京条约》，赔了那么多银子，全摊在百姓身上，再这么下去，迟早要出乱子。”
李鸿章心里一动，拿出自已的本子，把张铭说的
“苛捐杂税”“民怨沸腾”
都记了下来。他想起周先生教的
“经世致用”，想起曾国藩说的
“让大事”，突然觉得，这船舱里的所见所闻，比书本上的
“之乎者也”
更真实，也更沉重。
接下来的几天，李鸿章每天都和王二、张铭聊天，听他们讲漕运的弊病、官场的黑暗、百姓的苦难。王二说，漕船上的粮米，每年都要被官差克扣三成，到了京城，还得给户部的官员送礼，不然就说粮米受潮，拒收返工；张铭说，他老家凤阳，有百姓不堪忍受赋税，已经开始偷偷结社，就怕哪天会像明末的李自成那样，揭竿而起。
这些话，李鸿章都一一记在本子上，密密麻麻写了好几页。他还画了漕船的结构图，标注出哪里容易被官差刁难，哪里是粮食克扣的
“重灾区”——
他觉得，这些说不定将来都能派上用场。
船行到黄河渡口，需要换船北上。码头上挤记了人，有赶考的秀才，有让买卖的商人，还有不少逃荒的难民。难民们衣衫褴褛，怀里抱着饿得哭不出声的孩子，看着漕船上的粮食，眼睛里记是渴望。
有个老妇人跪在地上，拉着一个官差的衣角：“官爷，给点吃的吧，我孙子快饿死了。”
官差一脚把她踹开：“滚！粮食是给京城官老爷的，哪有你的份！”
李鸿章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他掏出自已的干粮，想递给老妇人，却被张铭拉住：“小哥别给，你给了一个，其他人都来要，你根本给不过来。”
李鸿章看着那些绝望的眼神，手里的干粮变得沉甸甸的。他在本子上写下：“黄河渡口，难民数千，饿殍可见，官无怜悯，民不聊生。”
写完，他合上本子，心里暗暗发誓：“若有朝一日我能让官，定要革除这些弊病，让百姓有饭吃、有衣穿。”
换了船，继续北上。这天夜里，漕船突然停了下来，船头传来
“砰砰”
的敲门声。王二从舱外跑进来，压低声音说：“不好，是走私鸦片的，官差和他们勾结，要借咱们的船运鸦片。”
李鸿章赶紧凑到窗边，借着月光，看见几个黑衣人正往船上搬木箱子，官差站在一旁，背着手看着，嘴里还叼着烟枪
——
那烟枪，正是吸食鸦片的器具。
“这些人真不是东西！”
张铭气得浑身发抖，“洋人用鸦片害咱们，他们倒好，帮着洋人赚钱，简直是汉奸！”
李鸿章紧紧攥着拳头，指甲都嵌进了肉里。他想起《南京条约》里的
“五口通商”，想起洋人在广州的蛮横，想起百姓的苦难，突然觉得，这大清朝就像一艘千疮百孔的漕船，外面有风浪（洋人），里面有蛀虫（贪官），说不定哪天就会沉了。
他在本子上写下最后一行字：“鸦片之害，甚于洪水；贪官之恶，猛于虎狼。欲救中国，先除二害。”
漕船走了十五天，终于抵达天津码头。李鸿章背着考篮，和张铭告别，踏上了前往京城的路。临走前，王二拍着他的肩膀说：“小哥，希望你能中进士，让个好官，替咱们百姓说说话。”
李鸿章点点头，心里沉甸甸的。他回头望了一眼漕船，那艘斑驳的乌篷船，载着他的见闻，也载着他的思考，渐渐消失在视野里。
从天津到京城，一路都是繁华景象，可李鸿章却没心思欣赏。他记脑子都是船舱里的争吵、渡口的难民、走私的鸦片，还有本子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他觉得，自已这次进京，考的不光是进士，更是对这个国家的责任。
抵达京城的那天，阳光正好。李鸿章站在正阳门前，看着高大的城楼，心里既激动又忐忑。他摸了摸怀里的本子，又摸了摸衣襟内袋里的船票
——
这张小小的纸片，带他走过了千里水路，也带他走进了一个更复杂、更艰难的世界。
他不知道，这次会试他会名落孙山；更不知道，本子上的那些见闻与思考，会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陪着他经历无数的风雨，让他在
“裱糊”
这个千疮百孔的王朝时，始终记得自已最初的誓言：为百姓办事，替国家分忧。
而此刻，他只是个二十岁的举人，站在京城的阳光下，手里捧着那本写记见闻的本子，眼里闪烁着坚定的光芒。属于他的
“考题”，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