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叫“人大人的性格”，他说人大同学的性格就是非常的务实。务实怎么讲，可以有很多种定义，他说的务实就是非常的现实，不冒风险，只做胜算很高的事情。他举例说明，他问过很多人大同学高考的分数，都很高，报哪里都能录取。人大当然不乏这样的同学。他又问这些高分的同学：你觉得人大是最好的学校吗？都断然回答不是，北京有两大牛校。继续追问，你明明知道还有两个学校更好，你又能考这么高的分数，为什么要报人大呢？回答是不想冒险，追求保险。人大同学的务实性从很多方面可以看到，这种务实性是哪儿来的？来源于务实的人、不冒风险的人，扎堆到了一块儿。这些人互相影响，彼此都越来越务实，不做非分之想，不冒险。我很欣赏这篇文章，我看重的是他从身边去寻找思考对象，就这个问题我没有看别人说过，这是独立发现问题的能力，是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要强调的是可以从周围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如此提出问题和解释问题不是从概念出发，是从日常事情出发。我们要努力使自己变得敏感。敏感不是天生的吗？有天生的因素。但是因为你重视这一点，老是瞪大了眼睛，你也会变得比过去更敏感。我们要去领受生活中的好多事情，好多小细节的刺激和启示，不让它轻易溜走。我们要做认真的观察者和执着的思考者。我们系里经常给大家提供实习的机会，挺好的，实习机会可以让你身处一个你自己不容易走到的时空里面。但实际上你天天都可以实习，给你安排一次实习是一件稀缺的事情，安排一次也不见得安排的时候她对我说：“哎，老师，你的语感真好啊。”我的语感确实还可以，一篇文章拿起来两分钟就可以判断出文字功夫。在人大时看到一篇文章文字非常好，是新闻学院的同学，我把这个同学叫到办公室来，劈头一看就知道，不是偶然写成的，文字老到，果然是有来头。我所教过的学生当中文笔好的多数是新闻学院的，他们的文笔显然高于社会学系的同学。应该如此，要不然人家为什么报考新闻学院，当然是觉得写作是自己的长处。但是我们不管入学前的事了，你入校后锻炼比人家要少得多。你们多少天写一篇东西？大师说了，一礼拜写一篇东西，假使你坚持一礼拜写一篇东西，肯定就不是今天这个水准了。有人过去这么告诉你，这么要求你吗？你缺乏锻炼啊。这不是今天我主要要说的事情，我今天主要想说的是，从自己周围发现问题，发现不明白的事情努力去解释；而当你用这个习惯迫使自己一段时间写一点杂文，写作反过来更迫使你自己瞪大眼睛去发现问题，同时帮助你梳理自己的思路，做更深入的思考。
我们要老老实实承认，有的人写作的天分好极了，大多数人在这方面是普通的，要锻炼，要下大力气锻炼。有了那样的本领一生受用无穷，到任何地方都会被人重视。当你在起步阶段，我指的是大学毕业开始进入社会，就比别人领先一步，很可能就锁定了这样的一个差距。这话怎么讲？就是说，如果你的长官看到几个毕业生刚刚报到，派你们分头写篇报告，看了报告后就说：小赵，来一趟。以后一写报告就找小赵，小李不找了。为什么不找了？因为他不如小赵。小赵在起步的时候只比别人高那么一小块，却因此屡屡得到锻炼，久而久之，小赵和小李就差距更大了。这是小人物，那么大人物呢？你看毛泽东多厉害，但是有几个人有毛泽东的锻炼机会啊？有几个人在那个位置上？不在那个位置上，就没有一次次做决策的机会。换句话说，早年的微小差距，极可能锁定两人间的差距，以后的差距日益扩大，因为其中一位拥有更多的锻炼机会。所以现在你一定要把你的写作能力提上去，这样当你毕业的时候，开始真正的竞争了，比如说跑百米你比别人快两米，你的长官或老板，就把无数个机会给了你，以后别人在能力上就不能再跟你相比了。有人说我口才好，其实看得未必准确。说话和写文章都是思想和措辞结合在一起的，难分彼此，我认为我出卖的主要是思想，我想不出一些新点子是不肯开口的，其实我的口才一般，靠的是思想制胜，不是措辞。我还是承认我的口才较好，但绝不是尖子。有人说我的口才是天生的，更是胡诌。你做过多少次演讲，我做过多少次演讲？你开过多少会，我开过多少次会？我做过的演讲，不客气地说，在人大社会学系是普通教授的10倍。为什么我有这么多机会？就是起步的时候我表现欲强，敢张口，领先别人一小步，以后机会就比别人多了10倍。真正天分非常高的人是少数，无论是数学天分、写作天分，还是口才。我也不在此列。
五、学术研究与日常生活
说到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的关系，我要介绍《社会学的想象力》里面的一些观点。作者米尔斯说，多数学者割裂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而大思想家不是这样的。有时候我想，有些平庸的学者写的东西人们不爱看，是因为他在讲述自己观点的时候，内心没有激情，当然理论探讨是理性的东西，但是写作是要有冲动的。两个作者，一个写作的时候有强烈的情绪支撑着他，另一个没有，写出来的东西是判然有别的。那个饱满的情感，更多的是产生于生存体验。一个不注重从生存中挖掘感受并提出问题的人，只是冷冰冰地从别人的书本中发现问题，比较两者，显然是前者情感充沛。情感不充沛，写出来的东西想要感动别人就很难。用米尔斯的话说，就是大思想家没有割裂思想与生活。
米尔斯的。就是你不要只朝一个路径发展，光读书，那不成，特别是干我们这一行，学社会学的。要勤于从你的周围、你的亲人、你自己的经历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答问题，这里面有很深的学问和路数，你懵懂地走过，以为都清楚了，其实不是，这里面有相当多的对象、材料、空间，可以开拓你的思想。
课堂问答：
问：个人觉得，北大社会学系有一个传统就是重视韦伯，重视对生活中的行为意义的理解，重视理解式的解释。另外一种传统，而且是更加流行的，是实证主义，数理统计，它更加受科学的影响。那我们怎么样在写文章的时候或者是看社会问题的时候，能将二者联系起来？
答：我的倾向是，思想能力是一切学术的基础，任何不同的学术风格都要以思想能力为基础。比如说有些人很善于做数理统计，我就举吸烟的例子来说明。吸烟牵扯到宽容，在几个人的场合，为什么你抽烟我们宽容你了，宽容与性别的相关性，公共场合中的宽容与性别，择偶当中的宽容与性别，等等。像这些，我告诉一个人替我去调查和统计，谁都能做。但是谁能在吸烟问题上想到这些，从这些变量下手，就不是统计学能教授的了，它是一种社会学的思考能力。我把这样的思路叫作思想能力，不叫统计能力，有这样的思想才知道要寻找和验证这种相关性。看一本本统计年鉴，统计的条款越来越多。思想者的工作就是告诉统计局，还有哪个事项和关系需要统计。如果没有思想者创造性的工作，就没有新的、关键性条款的设立。所以我说，思想能力是基础。
问：思想框架影响问卷设计，影响收集数据，我们怎么样保证思维是完整的，逻辑是完整的，类型是完整的，抽样是完整的？比如说这次我们参加一个问卷调查，他设计的就很不好，调查的前提有一个类型的假设……
答：你说的事我不了解，试着从一般意义上来回答你的问题。我看到的很多数量化的研究，不仅是同学们的而且是学者们的，我觉得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去应对一个没有难度、没有深度、没有疑问的所谓问题。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我觉得他的思想非常苍白。还回到我前面的那个说法，统计学能力必须放在思想能力的基础上，配合起来才会如虎添翼。如果没有统计学的能力，思想还是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揭示和分析一些事实，当然有时可能欠缺一点。而如果没有思想能力，有统计能力，你能做什么？你会不知道该干什么。现在世界社会学的潮流，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美国带动的，它一直影响中国社会学的教学。但是我们受到的影响是片面的，因为美国的社会是一个多样性的社会，那个社会成熟到可以保护少数派，我们后发社会学习它的时候受它的主流影响更大，但是我们少数派的状况可能还赶不上美国少数派的状况，在我们这里数量派的影响可能大于美国，尽管这个潮流是被美国带动起来的。我愿意为思想辩护。我们可以检点优秀的社会学著作，有多少是数量化研究，有多少是以思想为主的、定性的。我觉得出现了一种剪刀差，今天的潮流似乎是数量研究占上风，但是三年、五年、十年以来，最优秀的作品，数量风格占上风吗？我真的不觉得它占了上风。这还是不谈古典。有些同学以后要以数量风格做自己的主导方向，好啊，我支持你，并告诫你，把数量方法学好，同时也提高你的思想能力，那对你的好处是莫大的。能帮助你今后在和同样做数量研究的同行的竞争中占上风，也许你们的数量处理能力差不多，但是你有思想上的优势，你能发现问题，知道该统计什么。
我们看看当今最伟大的社会学家，点10个、20个看看，有多少个是搞数量的？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我有时候给人这么解释，一点数量不搞，纯靠抽象的理论思维，对于很多智力中等的学者来说，干不来，非要干就必然平庸。相反，调查这样的实打实的工作，能帮助那些中等水准的人，给他们一个饭碗。但是他们很多人的饭碗没有端好。有些人通过统计来表述，而不是通过统计来发现，这就等而下之了。有的事情，既然已经发现了，很清楚，再统计一下重新表述，没意思。统计是及时帮助我们去发现的，不是仅仅帮助我们做表述的。我说统计可以帮助很多中等偏上的人来做脚踏实地的工作。思想家他们是做不了的，思想家是很少数的人了。统计为社会揭示出事实来，对全社会都很有好处。可惜很多统计是为常识做注脚，这太遗憾了，没有对社会做很实在的工作，没有发现更多的事实，条分缕析，这是非常滑稽的事情。而且我们缺少宏观批判，不是指社会问题，而是学科内部方法论上的批评。我们这个小学科中欠缺这类学术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