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精神哪去了？
《史记》写孔子师徒，用了一万五千字；写孟子用了二百四十字；写墨子用了二十四个字，也就是一句话：“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1．墨子的形象
墨子穿草鞋，是他的大众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非攻》是这么写的。
据说是墨子老家的山东滕州火车站的墨子雕像，也是这么塑的。这是个象征性的形象，但也许是一种真实写照。
或许庄子描述得更为具体，在《庄子·天下》里写道：“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屐为服。”
这句话，王先谦的《庄子集解》注释为：裘褐，粗衣。木曰屐，草曰。这注释太过简略，没有具体说明白以屐为服，到底是身上绑着草绳子，还是脚底拖着草鞋。所以，后人直接说墨子本人亦是穿着草鞋，步行天下。
墨子是不是一辈子穿草鞋，这很难说，也没个准数；但墨子在战火纷飞的诸侯国之间，穿梭往来，四处奔走，却是有史可查的。《文子·自然》篇有“孔子无黔突，墨子无煖席”之语。《淮南子·修务训》一字不改，照搬了。可到班固写《答宾戏》，话变成了“孔席不煖，墨突不黔”，位置调换，意思还一样——连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睡觉、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可见忙到了什么程度。当墨子在山东听说湖北人要攻打河南人，立即连夜起程，日夜兼程，走了十天十夜（按照里程计算两地之间有700多公里），走进楚国的首都。经过一番手脚并用的较量，制止了“一场单边主义的国际冲突”。
这件事，据梁涛先生《墨子行年考》考证，是墨子29岁那年做的，否则连走十天十夜，任何人都吃不消。在这件事上，墨子体现出要体力有体力，要口才有口才，要思想有思想，要精神有精神，要计谋有计谋，这五大元素，全部具备，只能在一个人的黄金岁月——而30岁，正是一个男人的黄金时期。
墨子看到楚王打消了进攻宋国的念头，又走回自己的老家鲁国了。
学者梁涛考证，墨子回国后，越王听说了墨子的义举，托人来邀请墨子去越国发展。墨子可能是旅途劳顿，毕竟又走了十天十夜，但更主要的可能是对越王没什么信心，鲁越相距甚远，山高水长，就说了一番大道理，推谢了越王的隆情盛意，转身去了相邻不远、他刚刚帮了大忙的宋国（今河南省境内）。一去就被关进了大牢。这时有人造谣，说墨子死在了宋国的监狱里。好在关的时间不长，出来后，墨子又回了鲁国。墨子是鲁国人，鲁国既是他的祖国，也是他事业的后花园，墨子在外面跑累了，或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就回到鲁国休整一下。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墨子又从鲁国动身去齐国，原因是强大的齐国要攻打鲁国。这次行程，相对十天十夜来说，算短途。墨子到齐国后，对齐王说了一番以下的话。
子墨子见齐大王曰：“今有刀于此，试之人头，倅然断之，可谓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试之人头，倅然断之，可谓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则利矣，孰将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试者受其不祥。”子墨子曰：“并国覆军，贼杀百姓，孰将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墨子·鲁问》）
杀人会受不祥，有点像佛家的轮回报应。总之，打了个“倅然断之”——刀砍人头的比喻，几问几答，俯仰之间，一场血仗就在谈笑间避免了。
墨子后来又去了趟楚国，为的还是“化解国际纠纷”。墨子平生几次出国，虽然所走国度和出行气派，跟孔孟相比，略显寒碜，但效用却不可同日而语。每出去一趟，都救回不少人命。
以上叙述，都是根据梁涛《墨子行年考》编撰的。
2．墨者
墨子和孔子一样，，若探究墨子立论的出发点，这出发点依次应为：天下、国家和百姓，贯穿这三者的，是义。——在墨家词典里，义、利相等；义：利也。（《墨子·经上》）
墨子的总体思想，一言概之，就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天下，是墨子思考的出发点和归宿，载体和客体。
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墨子·法仪》
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墨子·辞过》
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墨子·尚同上》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墨子·兼爱上》
此仁者之为天下度也，既若此矣。——《墨子·节葬下》
言必称天下。《墨子》全书诸篇，找不出天下字眼的，没有；而且都是提纲挈领、万语归宗之语。如果说天下在墨子的表述中，多少有些抽象、空泛，那落实到现实、具体层面，这第一层，就是国家。
《非攻》主要出于国家的考虑，自不待言。《七患》开宗明义，“国有七患”。《尚贤》：“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节用》开篇语：“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尚同》虽以天下为论述目标，却以国家为天下之实际构成，“以天下为博大……故画分万国”。即使是“无差等”（荀子语）的兼爱，也以国家为立足点之一，所谓“视人国若己国”。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墨子，首先是个以天下为己任者。其次，是个泛国家主义者（既非鲁国主义者，也非宋国主义者），百姓人民，排在天下、国家的后面。墨子“三表”说之一，“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国家、百姓、人民依次并列，——顺带说明一下，先秦时所谓百姓，不同于今日，“是贵族的通称”（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139页），春秋战国之际，百姓逐渐庶民（人民）化，但区别仍在——正是墨子思想的客观反映。
不仅如此，下面这些观点，从另一面显示了墨子的政治倾向：
“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且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墨子·尚贤中》）
“贤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终身不倦。若有美善则归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谤在下，宁乐在君，忧戚在臣。”（《墨子·尚贤中》）
“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智者出……夫愚且贱者，不得为政乎贵且智者，贵且智者，然后得为政乎愚且贱者。”（《墨子·天志中》）
“义者，正也。……然而正者，无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墨子·天志下》）
“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乡长之所是，必皆是之；乡长之所非，必皆非之。”“国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国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国君唯能壹同国之义，是以国治也。”（《墨子·尚同上》）
持这些主张的墨子，能是底层民众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吗？恐怕比统治阶级代表所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墨子的思想，没有，也不可能有明确、清晰的阶级意识，阶级意识充其量含含糊糊包含在天下、国家与所谓道义之中。墨子的言语之间，既没有特别偏向王公大人，也没有特别偏向百姓人民。墨子只是按照自定的义与非义的标准，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这么讲，并非要否认墨子思想的人民性。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说：墨子所举以说明原则的，恰当孔子所说的小人的小知，恰当子路所谓之民人社稷；墨子的知识对象，是国民领域的农、工、商。这是个非常好的判断和说法，也正是墨子思想的人民性所在。人民，或者说底层民众的利益关切，是墨子思想的动因之一，也是墨子全部理想所期待的果实之一。
但是，不管本意如何，墨子那些旗帜鲜明的主张，那些主张所依据和针对的残酷现实，以及若能兑现的客观结果，显然具有倾向性。它们是人民痛苦的呻吟、现实丑陋的闪电和山雨随时欲来的风暴源。
这与其说是墨子的意图，不如说是社会本身的压力和逼迫。无论是暴力侵夺（非攻并非仅指战争而言，一切不公平的暴力侵害、掠夺，都是非攻的范围和对象），还是公然、霸道的政治，社会的不平等，上层社会令人瞠目结舌、难以想象的骄奢淫逸、声色犬马，跟底层民众的入不敷出、朝不保夕，无时不是一幅尖锐、刺激的对照画。墨子本人，也许从未想过要发动人民，抗击暴政，甚至有可能会站到另一面，但墨子的这些主张和言论，就像一堆没有引线的火药，随时会被引爆。
“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这句话，凝聚了一股怒吼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