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我没有合眼。
飞机在巴黎戴高乐机场降落。
走出机场，陌生的语言，陌生的人群，陌生的城市。
我深吸一口气，空气里夹杂着咖啡和面包的香气。
一切都是新的。
我也是。
我找了一家酒店住下，第一件事就是去剪掉了我及腰的长发。
镜子里，短发的女孩，眼神陌生又坚定。
我联系了留学中介，申请了巴黎一所大学的语言课程。
然后，租了一间小小的公寓，开始了我一个人的生活。
起初的日子很难。
语言不通，文化差异，还有无孔不入的孤独感。
我每天上课，打工，回家。
三点一线，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机器人。
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做噩梦。
梦里，全是沈知衍那张温柔又残忍的脸，和那个不堪的视频。
我去看心理医生。
医生说，我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
我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结果，开始配合治疗。
我不想让那段过去，毁掉我的未来。
我报了绘画班，在色彩的世界里寻找片刻的安宁。
为了凑齐画画的学费，我一天打三份工，常常累得在颜料的松节油味里睡着。
我画的第一幅作品，被画廊老板退了回来，他说我的画里只有压抑，看不到光。
我去了很多地方旅行，普罗旺斯的薰衣草田，圣米歇尔山的日落，阿尔卑斯山的雪。
我把所有的见闻，都画进了我的画里。
渐渐地，我的画有了一些名气。
一家小画廊看中了我的作品，为我办了一场小型的个人画展。
画展那天，来了一个很特别的观众。
他叫季淮，是一个在索邦大学读艺术史的博士生。
他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衫，身形挺拔，气质温润。
他在我的一幅画面前，站了很久。
那幅画，画的是一片深不见底的海。
海面上，有一艘即将倾覆的小船。
画廊老板曾提过，有个艺术史的博士生几乎买走了我之前所有晦暗时期的画作。
“这幅画，叫什么名字？”他问我。
“《自救》。”我回答。
他转过头，看着我，目光仿佛能看穿一切。
“我看到你画里的挣扎了。”他说。
“但现在，你已经靠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