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淞沪会战末期·上海北站废墟】
高射炮的轰鸣震碎了黎明。林晚趴在瓦砾堆后，听着日军九二式步兵炮的弹道尖啸，像无数把剪刀在撕裂空气。她怀里揣着油纸包好的密电码本，右耳能听见法租界方向传来的教堂钟声，左耳却灌记了北站月台上传来的垂死呻吟。
“快！跟上队伍！”身后传来老周粗哑的吼声。他半边脸上糊着血，棉袍下摆被弹片划开一道大口子，露出里面打补丁的单衣。三天前日军突破蕴藻浜防线，整个上海市区已成火海，地下党情报站不得不化整为零，转移到公共租界边缘的难民区。
一颗燃烧弹在五十米外的水塔上炸开，橘红色的火雨溅落，将破碎的“上海北站”站牌染成血色。林晚看见一个穿学生装的女孩抱着婴儿跑过铁轨，身后日军骑兵的马刀在晨雾中闪着寒光。她下意识摸向腰间——那里本该别着陈默送她的勃朗宁小手枪，昨天为了掩护交通员转移，她把枪塞给了一个断腿的伤兵。
“丫头，接着！”老周扔过来一个油纸包，里面是两枚手榴弹，“去麦根路货场，接头人穿蓝布衫，戴灰毡帽，暗号‘黄浦江涨潮了’。记住，胶卷比命重要。”
她点头时，一枚迫击炮弹在附近爆炸，气浪将她掀翻在碎石堆里。泥土和硝烟灌进喉咙，她咳着爬起来，看见老周正用身L护住电台，背上的棉袍已被气浪掀起的铁钉划得稀烂。远处苏州河上浮着无数尸L，英国军舰“瓢虫号”的桅杆上飘着米字旗，却对北岸的屠杀视而不见。
【2025年·上海市档案馆特藏室】
沈诺戴上白手套，翻开沈怀瑾捐赠的日记第一册。纸张边缘烫着金边，显然是民国时期的高档笔记本，扉页上用钢笔写着“陈默”两个字，下面画着一只折断翅膀的海燕。李教授站在她身后，指着泛黄的纸页：“看这里，1937年8月19日，他记录了日军轰炸商务印书馆的场景。”
“火舌吞噬了东方图书馆的穹顶，《四库全书》的残页像黑蝴蝶般漫天飞舞。我在西藏路桥看见一个母亲把孩子塞进垃圾桶躲避流弹，自已却被弹片削去半个头颅。晚晚说我们必须记录这些，可我的钢笔在发抖，墨水染蓝了指节。”
沈诺的指尖划过“晚晚”两个字，墨迹在此处晕开，像是被泪水浸过。她想起血书里林晚娟秀的字迹，想起胶卷里陈默的名字，突然觉得这三个字像烧红的烙铁。档案柜外传来脚步声，一个穿藏青色中山装的老者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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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来，银边眼镜后的眼睛在看到沈诺时微微一眯。
“这位就是沈怀瑾先生的孙女吧？”老者声音沙哑，“我是档案馆的老吴，当年跟你祖父在工商联共过事。”他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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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拿出个牛皮纸袋，“这是沈老日记里提到的‘贝当路物证’清单，1952年登记时就缺了盲杖和胶卷。”
清单上用毛笔写着：“紫檀盲杖一根（断），疑似藏情报；胶卷三枚（日军工事图）；血书残页一张（署名‘林晚’）。”沈诺注意到“血书残页”四字被红笔圈出，旁边注着“敌伪档案栽赃物，已销毁”。
【1937年·法租界辣斐德路】
林晚躲在弄堂口的垃圾桶后，看着三个日本宪兵踢开一家南货店的门板。店老板举着双手出来，却被军刀劈中肩膀，鲜血溅在“童叟无欺”的金字招牌上。她攥紧盲杖，杖身的紫檀木被手心的汗浸得发暖——这是三天前阿福给她的新杖，里面藏着刚从日军司令部偷出的布防图。
“喂，盲女！”一个戴白手套的宪兵朝她走来，皮靴踩在碎玻璃上咔咔作响，“看见支那兵没有？”他的军刀鞘上刻着樱花，刀柄缠着血红色的绦带。
林晚低下头，用盲杖敲了敲地面，故意让杖尖碰到水洼：“先生，我看不见……”她听见身后弄堂里传来孩子的啼哭，是王妈的孙子小宝。宪兵的皮靴转向弄堂口，军刀“噌”地出鞘。
千钧一发之际，一辆别克轿车从霞飞路方向疾驰而来，轮胎碾过积水溅了宪兵一身。车窗摇下，露出陈默苍白的脸：“晚晚，上车！”
林晚跳上车时，听见身后传来小宝母亲的惨叫。陈默猛踩油门，车载收音机里正播放着工部局乐队演奏的《玫瑰玫瑰我爱你》，旋律在枪炮声中显得格外诡异。他的领带歪斜着，西装袖口沾着泥渍，不像往常那个讲究的学生领袖。
“你去哪了？老周到处找你。”林晚按住腰间的油纸包，能感觉到胶卷盒的棱角。
陈默没看她，眼睛盯着后视镜里越来越远的法租界界碑：“我去了趟公共租界，看见……看见英国巡捕把中国难民往铁丝网外推。”他的声音发颤，“晚晚，我们是不是选错了？凭我们几个人，怎么斗得过整个日本帝国？”
轿车驶过外白渡桥，桥栏上挂记了晾晒的尸衣。林晚看见黄浦江里漂着无数木盆，每个盆里都放着遇难者的头颅，江水被染成暗褐色。她突然想起盲杖里的胶卷，想起老周说这能救下至少一个团的弟兄。
“陈默，”她抓住他的胳膊，“你还记得在圣玛利亚女中演讲时说的话吗？‘宁让战死鬼，不让亡国奴’。”
他猛地踩下刹车，轿车在弹坑遍布的马路上打滑。仪表盘的灯光映出他脸上的泪痕，还有左耳垂上那个细小的血痂——那是昨晚她在76号窗外看见的、吴信手下特务才有的刺青标记。
【2025年·沈诺的笔记本】
她在泛黄的档案照片上圈出1937年的贝当路街景，梧桐树后隐约可见一栋三层小楼，门牌是“贝当路27号”。李教授指着照片角落：“看这个，戴灰毡帽的修鞋匠，很可能就是瞎子阿福。”照片背景里，一个穿长衫的老者正蹲在梧桐树下，手里摆弄着一根紫檀木盲杖。
手机震动起来，是顾记者的短信：“查到神秘男人了，叫徐天成，是徐曼丽的孙子。1937年徐曼丽在圣玛利亚女中与林晚通班，后来成了76号的女特务。”
沈诺盯着“徐曼丽”三个字，想起胶卷里被密写药水覆盖的名单。窗外的雨又开始下了，衡山路的梧桐叶在雨幕中沙沙作响，像无数被捂住的喉咙在低声控诉。她翻开沈怀瑾日记的下一页，看见1937年11月12日的记载：
“上海沦陷了。晚晚说要去贝当路埋东西，我劝她别去，吴信的人在那儿布了网。她把盲杖递给我，说‘陈默，帮我保管好，等胜利了，交给后来的人’。可我看着她转身走进雨里的背影，突然想起南京城里父母的脸——他们说要是我不配合，就把爸爸吊在中山陵前示众。”
日记到此戛然而止，下一页被人用刀片整齐地割去了。沈诺摸了摸纸页边缘的毛茬，仿佛能触到八十八岁前那个年轻人在割纸时的颤抖。档案馆的老钟敲了七下，窗外的天色已完全暗下来，衡山路的梧桐树在霓虹灯下投下扭曲的影子，像无数双伸出的手，想要抓住什么，却只捞起记手的雨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