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程建国站在纺织厂斑驳的灰色围墙边,望着光秃秃的梧桐树枝在寒风中抖动。他裹紧身上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呼出的白气在眼镜片上凝结成一层薄雾。
程科长,厂长叫您去会议室。新来的女工怯生生地站在三米开外,不敢靠近这个厂里有名的冷面科长。
程建国点点头,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三十四岁的他眼角已经有了细密的皱纹,镜片后的眼睛却依然明亮锐利。作为红星纺织厂最年轻的技术科长,他肩上扛着全厂技术改造的重担,却处处受制于那些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和几十年不变的旧规矩。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厂长马德福正和几个车间主任吞云吐雾。看到程建国进来,马厂长掐灭了手里的烟,脸上堆出程式化的笑容：小程来了,坐。
程建国没有坐,他站在窗前,让带着煤灰味的春风吹散身边的烟味。厂长,您找我
关于你上次提的那个进口设备的事,马厂长摸了摸油光发亮的额头,厂党委研究过了,认为现在国家外汇紧张,咱们还是应该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老王他们车间不是还能修嘛,修修补补又三年...
那台梳棉机已经超期服役八年了,程建国声音平静,手指却不自觉地在窗台上敲击,上个月停机维修二十七次,严重影响生产进度。进口新设备虽然一次性投入大,但长期看能提高40%的生产效率。
财务科长老刘嗤笑一声：小程啊,你就是太理想主义。厂里现在账上就那点钱,工人们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哪有钱买什么进口设备再说了,设备好了,生产多了,卖不出去不还是白搭
程建国想起仓库里堆积如山的滞销布料,无言以对。这不是第一次了,每次他提出的改革建议都被各种理由否决。这个曾经辉煌的国营大厂正在被僵化的体制一点点拖向深渊。
会议结束后,程建国独自在车间里巡视。巨大的机器轰鸣声中,女工们麻木地重复着单调的动作。他看到三号织布机又停了,二十岁的女工小李正手忙脚乱地处理断线。
应该这样。程建国走过去,熟练地帮她接好线头,新工人培训时没人教你这个吗
小李低着头：培训就讲了半小时安全守则...王主任说干久了自然就会了。
程建国胸口发闷。他想起去年去广州出差时看到的那家港资纺织厂,现代化的设备,科学的培训体系,工人的效率是这里的三倍。回来后他写了万字建议书,却被马厂长束之高阁。
程科长！车间门口,他的徒弟小张气喘吁吁地跑来,您家里来电话,说您爱人要生了！
程建国这才想起今天是妻子的预产期。他匆忙骑上那辆二八自行车,在坑洼不平的厂区路上颠簸。春风裹挟着柳絮扑面而来,他突然想起十年前自己大学毕业分配到这家工厂时的豪情壮志。那时的他以为凭借知识和热情就能改变一切,如今却连一台老旧的机器都更换不了。
市妇幼保健院的走廊上,程建国见到了岳母。秀芹怎么样了他急切地问。
进去两个小时了,岳母皱着眉,你也是,老婆生孩子还上班,厂里离了你就不转了
程建国没有辩解。在这个计划经济的堡垒里,每个人的生活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出生、上学、分配工作、结婚、分房、生孩子、退休。他曾经以为这就是幸福生活的模板,现在却越来越感到窒息。
婴儿的啼哭声打破了走廊的寂静。护士抱着包裹好的婴儿走出来：恭喜,是个男孩,六斤八两。
程建国小心翼翼地接过那个皱巴巴的小生命,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感涌上心头。孩子纯净的眼睛望着他,仿佛在问：爸爸,你会给我一个怎样的世界
给孩子起个名字吧。随后被推出来的李秀芹虚弱地说。
程建国沉思片刻：叫程闯吧。希望他将来敢闯敢拼,不像他爸这样...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李秀芹是区里的小学教师,典型的贤妻良母。她对程建国那些不安分的想法总是报以担忧的劝阻。咱们是双职工家庭,有房有编制,多少人羡慕不来,你可别胡思乱想。月子里的一天,当程建国再次提起厂里的困境时,她这样说道。
可这样下去厂子迟早要垮,程建国给孩子换着尿布,上周我去轻工局开会,听说南方已经有不少私营企业了,生产的服装款式新、价格低,我们的产品根本竞争不过。
那是资本主义苗头,李秀芹压低声音,报纸上不是说了吗,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你可别跟着瞎掺和,稳稳当当的最重要。
程建国没有反驳,但心里那团火却越烧越旺。每天晚上哄睡孩子后,他都会偷偷研读那些从南方带回来的杂志和资料。深圳、珠海、汕头...这些陌生的地名在他心中变成了希望的代名词。
1984年的春天,中央发布了一份文件,鼓励科技人员流动。程建国在报纸上读到这条消息时,手不自觉地发抖。那天晚上,他辗转反侧,终于推醒了熟睡的妻子。
秀芹,我打算辞职。
李秀芹一下子清醒了：你疯了好好的科长不当,你要去干什么
去深圳,程建国声音很轻但很坚定,我大学同学王勇去年去了那边,在一家电子厂当技术主管,月薪是现在的五倍。他说那边到处是机会...
那是投机倒把！李秀芹猛地坐起来,程建国,你三十多岁的人了,怎么还这么不成熟你要是辞职,我和孩子怎么办单位分的房子要收回,我们住大街上去
程建国沉默了。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在孩子熟睡的脸上,那安静的模样让他心如刀绞。他知道妻子说的有道理,但内心深处那个声音却越来越响亮：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这个铁饭碗迟早会变成枷锁。
第二天一早,程建国顶着两个黑眼圈去上班。厂门口贴着最新的光荣榜,他依然是先进工作者,照片上的他面带微笑,眼里却没有光彩。
程科长,听说你要走午饭时,工会主席老陈神秘兮兮地凑过来。
程建国一惊：谁说的
马厂长早上开会说的,还说要大家提高警惕,防止技术骨干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老陈摇摇头,我是不信你会走,你可是咱们厂培养的...
程建国食不知味地扒拉着饭盒里的白菜炖粉条。消息传得这么快,显然是有人故意为之。下午他被叫到党委办公室,马厂长和书记一左一右,像审犯人一样看着他。
小程啊,听说你最近思想有些波动书记推了推老花镜,年轻人有想法是好的,但要认清形势。你是党员,更要起模范带头作用。
马厂长更直接：厂里培养你这么多年,你说走就走别忘了你的档案还在我手里。没有组织关系,你到哪都是黑户！
程建国握紧了拳头。那一刻,他忽然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铁饭碗——它不是保障,而是锁链。
晚上回到家,李秀芹红着眼睛递给他一封信：你同学从深圳寄来的。
信是王勇写的,详细描述了深圳特区的发展速度和他们电子厂的状况。建国,这里一天一个样,到处都在建设。我们厂生产的录音机机芯供不应求,港商订单都排到明年了。像你这样的技术人才,过来起码当个车间主任...
程建国读完信,抬头看见妻子泪流满面。你真要走李秀芹哽咽着问。
我想试试,程建国抱住她,如果不行,半年我就回来。
那我和孩子呢
我先去安顿好,再接你们过去。
李秀芹挣脱他的怀抱：程建国,你要是敢辞职,我们就离婚！
一岁的程闯被吵醒,哇哇大哭起来。程建国抱起孩子,心如刀割。那一夜,他坐在小阳台上抽完了半包烟,看着东方渐渐泛白。
三天后,程建国做出了人生最大胆的决定。他悄悄收拾了简单的行李,给妻子留了一封长信和半年的工资,趁天没亮就出了门。火车站人潮汹涌,他挤上去广州的绿皮火车时,心脏狂跳不止,既因为恐惧,也因为前所未有的自由感。
同志,换一下票。列车员的声音把他拉回现实。程建国掏出那张皱巴巴的车票,上面印着北京—广州的字样。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迁徙,更是一次人生的跃迁。
火车缓缓启动,程建国望着窗外渐行渐远的城市轮廓,泪水模糊了视线。他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但他知道,如果继续留在那个牢笼般的工厂里,他灵魂的某部分将会慢慢死去。
1984年5月3日,程建国踏上了深圳这片热土。走出罗湖火车站的那一刻,湿热的海风扑面而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说不清的活力。到处都是工地,起重机的声音此起彼伏,街上行人步履匆匆,与内地城市的慢节奏形成鲜明对比。
建国！这边！王勇在出站口使劲挥手。他比大学时胖了一圈,穿着时髦的格子衬衫和牛仔裤,与程建国的白衬衫蓝裤子形成鲜明对比。
你小子真来了！王勇一把搂住他的肩膀,走,先带你吃饭,然后去宿舍。
坐在王勇的摩托车后座上,程建国紧紧抓着座位两侧。摩托车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飞驰,路两旁是正在施工的高楼和密密麻麻的脚手架。
这里变化太快了,王勇大声说,半年前这条路还是农田呢！
晚饭在一家大排档解决,炒河粉、白切鸡和冰镇啤酒。程建国惊讶于这里的物价之高,一顿饭花了他半个月的工资。
习惯就好,王勇满不在乎地说,这里工资高,消费也高。明天我带你去见我们老板,说好了让你先干技术员,月薪三百,包住不包吃。
三百元！程建国在心里惊呼,这相当于他在纺织厂工资的三倍。但兴奋很快被现实冲淡——宿舍是八人一间的铁皮房,闷热潮湿,蚊虫肆虐。那一晚,程建国躺在狭窄的上下铺上,听着室友们的鼾声和远处工地的机械声,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天,王勇带他参观了电子厂。流水线上,数百名年轻女工正在组装录音机机芯,动作麻利得像机器人。车间主任是个香港人,用蹩脚的普通话向程建国介绍了工作内容。
程先生有技术背景,太好了！香港主任拍着他的肩膀,现在最缺的就是懂技术又懂管理的人才。
程建国很快适应了工作。与国营工厂的拖沓不同,这里效率至上,一个问题必须在最短时间内解决。一个月后,他改进了机芯组装流程,使生产效率提高了15%,老板当场给他加了五十元工资。
发薪日那天,程建国去邮局给妻子寄了两百元和一封信。信中他详细描述了深圳的见闻和自己的工作情况,字里行间满是兴奋。回信两周后才到,李秀芹的字迹冷淡而克制：钱已收到,孩子很好,勿念。关于离婚的事,等你回来办手续。
程建国把信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又赶紧捡出来展平。那天晚上他独自喝得烂醉,被王勇扛回宿舍。
女人嘛,都是这样,王勇安慰他,等你在深圳混出名堂,买了房子,她自然就带着孩子来了。
程建国摇摇头,酒精的作用下,他第一次向朋友吐露了心声：我来深圳不只是为了钱。在纺织厂,我提了那么多改革建议,没一个被采纳。看着一个好端端的厂子一天天烂下去,比自己失业还难受。这里虽然累,但至少你的努力能看到成果。
三个月后,程建国已经升为车间副主任,工资涨到四百五。他搬出了集体宿舍,和王勇合租了一间小公寓。深圳的夏天酷热难当,但城市的活力让他忘记了不适。每天下班后,他都会去街边的报摊买《深圳特区报》,仔细研究上面的政策动向和经济新闻。
1984年10月1日,国庆节,电子厂放假一天。程建国独自走在深南大道上,看着两旁拔地而起的高楼和街上川流不息的车辆,突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为什么不自己创业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再也挥之不去。那天晚上,他辗转反侧,盘算着自己的积蓄和人脉。第二天一早,他找到王勇商量。
你疯了王勇瞪大眼睛,现在工作这么好,自己干风险太大了！
但机会也大,程建国翻开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市场信息,我观察了很久,深圳现在电子元器件贸易很火,但大部分都是从香港倒卖。如果我们能直接联系内地厂家供货,成本能降低30%。
内地厂家的质量...
所以需要懂技术的人把关,程建国眼睛发亮,我在纺织厂时就接触过不少电子元件供应商,有些人脉可以用。
王勇最终被说服了,答应出资五千元入股。程建国取出全部积蓄八千元,又向几个老乡借了三千,凑了一万六的启动资金。1984年12月,在深圳解放路的一间十平米小办公室里,建勇电子贸易公司正式挂牌。
创业的艰辛远超程建国的想象。前两个月,他们一单生意都没做成。香港客户嫌他们规模小,内地厂家又对他们的支付能力存疑。程建国每天骑着自行车跑遍深圳的电子市场和工厂,嘴唇磨破了皮,订单却寥寥无几。
最困难的时候,公司账上只剩下一千多元,连下个月的房租都成问题。王勇打起了退堂鼓：建国,要不我们还是回去打工吧
程建国摇摇头,目光坚定：再坚持一个月。我联系了杭州一家电子元件厂,他们的质检科长是我大学师兄,答应先给我们一批货试试。
转机出现在1985年春节后。程建国从杭州带回的第一批电子元件质量上乘,价格比香港货源低25%,很快被抢购一空。香港客户林世诚一次性下了五万元的订单,条件是半个月内交货。
这单成了,我们就能翻身！程建国兴奋地对王勇说。他们连夜联系杭州厂家,对方却告知生产线出了问题,最快也要一个月才能供货。
程建国急得满嘴起泡。关键时刻,他想起了曾经接触过的一家武汉电子厂。没有直达火车,他连夜站了十个小时的汽车赶到武汉,靠着三寸不烂之舌和过硬的技术知识,说服了犹豫不决的厂长。
这批货质量没问题,但包装不符合出口标准,验货时程建国发现了问题,如果重新包装,赶不上交货期了。
那怎么办王勇急得团团转。
程建国沉思片刻,做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直接告诉林先生实情,降价10%卖给他。
这个决定差点让王勇和他翻脸：降价我们就不赚钱了！
但能保住信誉,程建国说,长远看,信誉比一单利润重要。
出乎意料的是,香港客户林世诚被他们的诚实所打动,不仅接受了货物,还成为了长期合作伙伴。在商言商的人很多,讲诚信的很少,签合同时林世诚拍着程建国的肩膀说,我看好你,年轻人。
1985年夏天,建勇公司的生意逐渐走上正轨。程建国租了一间像样的办公室,雇了两个员工。他每周都给妻子写信,随信附上越来越多的钱,却始终收不到热情的回信。
8月的一个下午,程建国正在核对账目,前台小姐突然跑进来：程经理,有人找您,说是您爱人...
程建国手中的钢笔啪嗒一声掉在桌上。他冲出办公室,看见李秀芹抱着孩子站在门口,身边是两个大行李箱。
学校放暑假了,李秀芹轻声说,眼睛看着地面,带闯闯来看看你...
程建国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一岁多的程闯已经会走路了,好奇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男人。
那天晚上,在狭小的出租屋里,李秀芹看着丈夫忙前忙后地给孩子冲奶粉、铺床,眼神渐渐柔和。你变了很多,她突然说,以前在家从不干这些。
这里没人伺候你,程建国苦笑道,什么都得自己来。
夜深人静时,李秀芹终于问出了那个压在心底的问题：你后悔吗离开铁饭碗,跑到这么远的地方...
程建国望着窗外的霓虹灯光,缓缓摇头：秀芹,你知道吗在纺织厂时,我每天晚上都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在一条快要沉的船上,拼命喊人帮忙,却没人理我。现在虽然累,但至少我能决定自己的方向。
李秀芹沉默了很久,最后轻声说：我请了一个月假...可以多待段时间...
这是他们分别一年多来,程建国第一次看到希望的曙光。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程建国不再满足于单纯的贸易。1986年,他在深圳宝安区租了一间小厂房,开始尝试简单的电子元件生产。王勇负责采购和销售,他则主抓技术和生产。第一批自产的电容器质量不稳定,退货率高达30%,几乎赔光了前两年积累的利润。
还是老老实实做贸易吧,王勇再次劝他,生产太烧钱了。
程建国却固执地一头扎进车间,和技术员一起调试设备、改进工艺。三个月后,他们的产品质量终于稳定下来,成本比进口货低40%,迅速打开了市场。
1987年,建勇电子厂员工扩大到五十多人,月营业额突破二十万元。程建国在福田区买了一套三居室,把妻子和孩子正式接来深圳。李秀芹辞去了老家的工作,在深圳一所小学重新应聘。
想不到你真在深圳站稳了脚跟,搬家那天,李秀芹看着崭新的公寓,感慨地说,当初还以为你...
以为我迟早会灰溜溜地回去程建国笑着接话,把儿子举过头顶,闯闯,喜欢新家吗
四岁的程闯咯咯笑着,小手拍打着父亲的脸。看着妻儿的笑脸,程建国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但他知道,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1988年,价格闯关政策引发全国性抢购潮。电子原材料价格飞涨,很多小型电子厂纷纷倒闭。建勇公司也陷入困境,流动资金几乎枯竭。
我们必须找到更便宜的货源,程建国对王勇说,我打算去东北一趟,听说那边有军工转民的电子厂,价格还没完全放开。
太远了吧而且人生地不熟的...
正因为远,去的人少,机会才多。
就这样,程建国再次踏上了征程。在开往沈阳的火车上,他结识了退休的电子工程师周志远。老人原是国营大厂的总工,对程建国描述的困境深有感触。
年轻人,你知道为什么国营厂竞争不过你们吗周志远推了推老花镜,不是技术不行,是体制僵化。一个好端端的厂子,被各种条条框框捆住了手脚。
程建国心中一动：周工,如果您有兴趣,欢迎来深圳看看。我们厂虽小,但正需要您这样的专家...
这次东北之行收获远超预期。程建国不仅采购到了价格合理的原材料,还说服了周志远南下担任技术顾问。老工程师的到来使建勇公司的技术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开始尝试生产更高端的电子元件。
1989年,国际环境变化导致很多进口电子元器件断供。程建国敏锐地抓住这个机会,在周志远的指导下,迅速开发出几种国产替代产品。订单如雪片般飞来,公司规模扩大了三倍。
建国,咱们发财了！看着财务报表上的数字,王勇兴奋得手舞足蹈。
程建国却显得异常平静：勇子,别忘了我们是怎么起家的。现在很多小厂面临困境,就像当年的我们...
第二天,程建国宣布了一项决定：对采购他们产品的小型电子厂延长账期,并提供技术指导。这个看似傻的举动,却在行业内赢得了良好口碑。当危机过去,这些厂都成了建勇公司的忠实客户。
1990年春天,建勇电子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员工超过两百人,拥有自己的研发中心和标准化厂房。在开业典礼上,程建国看着台下熙熙攘攘的人群——有跟随他多年的老员工,有生意伙伴,有政府官员,还有抱着孩子的李秀芹——恍如隔世。
七年前,我站在红星纺织厂的围墙边,看着那些老旧的机器,感到无比绝望,他在致辞中说,今天,我要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给了普通人改变命运的机会...
典礼结束后,李秀芹走到丈夫身边,轻声说：爸来信了,说纺织厂去年破产了,马厂长被查出贪污...
程建国沉默片刻,问：工友们怎么样了
大部分下岗了,有的摆地摊,有的去私企打工...李秀芹叹了口气,要是当年你也留在那里...
程建国握紧妻子的手,望向窗外深圳林立的高楼。远处,一轮红日正从海平面冉冉升起,照亮了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他知道,自己不过是千百万下海弄潮儿中的一员,但正是这无数普通人的奋斗,汇成了改变中国命运的滚滚洪流。
走吧,他对妻子说,回家吃饭。下午我还要去见一个客户,听说是个大项目...
李秀芹笑着摇摇头：你啊,永远闲不下来。
程建国抱起已经上小学的儿子,在他红扑扑的脸蛋上亲了一口：闯闯,长大了想干什么
像爸爸一样当老板！孩子天真地回答。
程建国和李秀芹相视一笑。他们知道,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孩子的未来将比他们这一代更加广阔。而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像当年勇敢迈出第一步那样,继续在这条充满未知与希望的道路上坚定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