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盼望中的春天终究还是来到了。
先是从一天更比一天忙碌的身影中,再从零零落落的鞭炮声中,再到年轻人干净整齐的穿戴、和幼童们眉眼上的和声音里的欢乐中——春天的脚步在日趋一日的近了,近了。忽的有一天,子夜时分,家家户户鞭炮齐鸣,一个崭新的春天就呈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关于春天,有人说,是从大地开始的,因为地上的冰融化了；有人说,春天是从风里开始的,因为空中的风柔和了；有人说,春天是从太阳开始的,因为阳光更明媚、更温暖了。但是我却认为春天是从人的内心开始的,因为人们从外界所获取的一切真切感受都是通过内心感知而得到的。我豁然感觉到了春天的浓浓气息。
我依照事先计划好的时间,元宵节一过便跑去公社驻地,先去公社教育组开出证明,然后再到照相馆去照相。虽然有各单位不得阻挠这把尚方宝剑,和队长陈福泉帮我开出的大队证明,但是为了确保报考的万无一失和顺利,我必须事事谨慎、准备得更充分一点才好。
教育组的办公室设在公社大院里头,是一排青砖瓦房最右边的一个门。我看到门的上方的烟囱里没有冒烟,顿感有些失望。但我仍不死心,想趋前敲门试一试运气,结果,我喜出望外地听到了里面有请进！的传唤声。
我一搭眼就看出组长是位心地善良、和蔼可亲的人。他身穿一件藏青色雪花呢上衣,外披一件军大衣坐在桌子的后面。这衣着显然不足以抵御室内的寒冷,他被冻得鼻尖像秋后熟透的山楂。他问明我的来意后立刻抛下手里的报纸,拉开抽屉,并从中拿出一沓红头信笺纸放在桌子上。就在他伸手欲取插在墨水瓶里的蘸水笔之际,他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他问我哪个大队的有没有大队的介绍信或证明看到证明以后,又说用大队证明就直接可以报名,根本不需要公社再开证明了。见我一再坚持,便问我上过什么学在大队做什么工作我担心他万一知道了我的情况会更加难办就东躲西藏、支支吾吾的不想照实回答。他见我不愿回答便也不再继续追问。在信笺纸上写下几行字后,他说他在教育组工作了八年,共把三十七名农村青年送进了大中专院校,光去年一年就有二十六名；他说现在国家的人才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也正是你们这些人改变命运的时候。说到这里的时候,他低头又从抽屉里取出印章,再将印章在向阳公社教育组几个字上用力按了一下。
回去好好准备。争取脱颖而出,将来好报效祖国！
组长的脸上开始绽放出和善的笑容。我想这是我该离开的信号。恰在这时,门外的走廊上传来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和一个年轻女性的声音：谢主任电话！门板被拍了两下,电话！谢主任！
谢组长站起身来和我告别,军大衣滑落在他身后的椅子座上。
这一次招生年龄和学历都放宽了很多,哪天报名,填报个人信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实事求是。
我们一起走出屋外时他还握了我的手,然后他去总机室接电话,我向大门口走去。
我在公社大门口打听到了去照相馆的路怎么走,然后七弯八拐找到那里的时候,正赶上人家准备吃午饭。在快点儿的催促声中我交了钱,揣好取照片的单据。这时,摄影师冲我朝墙上努了一下嘴,然后掀起黑布帘子自己钻进了暗室。
半天我才反应过来。原来我背后的墙上挂着一面镜子。
又迷糊了半天我才敢确认,镜子中的那个人确确实实就是我自己。仔细想来我大概快十年没照过镜子了,无论如何都难以想像和接受——我不禁问我自己：眼前的这个粗粝壮年难道就是当年的那个眉清目秀书生么我又近前一步,仔细端详一下：一张又皴又黑的石头脸,眉头和眼角均刻着深深皱纹,头发虽然还算茂密,却已夹杂了许多银丝。我鼻子一酸,但立马又咬住了牙关。我不无自怜地拍一拍脸颊,然后拿起梳子对着镜子梳理了几下。
我的行动到底还是惹烦了摄影师,他从暗室里伸出头来,瞪着一大一小的两只眼珠子说,行—了！打扮好,看够—了吗我还饿着肚子等着吃饭—唻！
一周后,我如愿地在区教育局报上了名。
准考证领到手的那天,陈兴旺神秘兮兮地凑近我,样子像是怕走漏了什么风声似的,哎,听说你最近有好事儿
好事儿什么好事儿
不是说你接到上级通知就要回城里去,就要走了吗外面人都传翻天了！还瞒着我唻,哼,看能瞒我到什么时候！
他一脸的不悦,而且还拿灰色的眼珠子白瞪了我一下。倒好像是我真的向他隐瞒了实情,要偷偷返回城里似的。果真那样的话,确实应该怪我不义。
然而面对无中生有的空穴来风,我除了感到哭笑不得以外却无力应对,但我转念又想,自从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几乎每天都在传播出振奋人心的消息,莫非真有什么好事在等着我
我旋即装出一副既惊且喜的样子,问道：谁说的什么时候
咦！装得还怪像唻,还转过来问我！不是你自己亲自到公社去拿的吗
哦,原来他指的是取准考证这件事。他误会了,那些传翻天了的也误会了——假如真有人传翻天了的话。
事情的经过是：昨天下午大队书记在大喇叭里通知我去公社拿通知,当时我怕赶到公社的时候人家已经下班了,就把时间改到了第二天。早上我拌完草料跟他打招呼时,他还提出要借自行车给我骑呢。
天呐！才一天不到的时间！而且,还如此针鼻儿大的小事！
可是,这八九年来,我已经于不知不觉之间和陈兴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尤其最近过年这段时间,他不是水饺就是馒头,有时还兼以炖菜,不时仨瓜俩枣地施惠与我。我不能对他撒谎。我想实事求是告诉他：那不是什么返城通知,而是准考证——准许参加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一个证明——我浴火重生、脱胎换骨的护身符,通关文牒,救命稻草。我想说,它迟迟晚到了十二年,我在百炼成钢的大熔炉里望眼欲穿地盼望了整整十年；想说,它诞生得多么的不易——粉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止十年动乱、恢复被破坏的教育秩序,由有远见卓识的伟人提出,到《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八年研究生招生工作安排意见》的发出,短短五个月时间,国家机关为此召开过多少个会议、出台了多少个文件；想说,《人民日报》还为之发表过《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评论员文章,广播电台天天的宣传、动员,还有我为了拿到它所经受的种种煎熬……
然而,当我把目光落在他那张泥塑一样木讷的面孔和死鱼一样呆滞的眼睛上时,又不由得改变了主义。大千世界中,人们看到和所接受的不过是自己所能认识的那一部分。就算我费时磨牙,甚至,即使磨破了嘴皮子,恐怕也难以向他表述清楚。纵然和盘托出我心中所有,以他现有的认知,他又能听进去多少理解几分呢况且,倘若稍有不当,还有可能遭至更多的议论和无休止的麻烦。
毕竟,我已年过三旬,不再是当年那个毛头小伙、莽撞青年了。况且,考试日期迫近,时间紧迫,时间与精力于我是那样的金贵。与其奢求净土,不如选择静心。我理性而果断地告诉他,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要离开的话,一定会事先让他知道。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对古语白驹过隙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和体会。那是一段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日子。白天虽然按部就班拌料、铡草、打扫庭院,打扫牛棚、马厩依旧,但许多时候却是在闭目塞听的状况下进行的。也即意识与身体时常分离,抑或说,身体和意识常常不在一个维度里。有时明明看到陈兴旺嘴唇翕动,甚而指手画脚,我却不解其意,迟迟的反应不过来是怎么回事。春日迟迟,我盼望着夜晚的降临,盼望着在四十瓦灯泡光晕下沉浸于知识的海洋中——那是希望的所在,也是尊严开始复活的时候。
那些被冗龊打碎,埋藏于尘屑中的卢梭、高更、塞尚、马蒂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巴比松派、印象派、抽象派、野兽派等等终于一一复原、复活了,而豆芽菜一样的English也开始在我的心里扎下了根。
考试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位邻村的方先生。我们同住在考场附近一个招待所的同一个房间里。他是公社中学的一名初中语文教师,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1977年恢复高考时,因为年龄超过了三十岁不符合报考条件,第二年就以同等学力的名义报考了硕士研究生。他报考的是华东师范学院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他有些担心怕考不上。
我与其说给他打气不如说是给我自己打气。我说,我们荒废了十几年,别人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没做出来的别人也不一定能做出来。大不了,明年再来一回。只要年龄不超就一直考下去,直至考上。可是话一出口我又感到了后悔——为自己不该逞能口出狂言,而且还不慎用了我们二字。还好他没怎么留意,立马接着说,就是。他说,农村实在是太苦了,工农、城乡之间的差别就好像隔着几个世纪。
方先生是一个健谈的人,人也特别的朴实。从言谈中便可获知他考大学、考研究生的目的是为了吃上非农业,与做学问,与人生、理想、价值等形而上的精神向度和追求毫无关系。当然,也不能说他没有理想,只不过,他的理想真实而又具体。他现在是民办教师,户口属于农业,把户口从农业变成非农业便是他的理想。
考完试,我们一起退了房,然后又一起搭乘公共汽车返回。他肩上挎着个黑色人造革方包,上车找座位的时候,因为不小心,包碰到了一位妇女的头部,被那妇女推搡了一把,险些倒在另一位妇女的怀里。落下座来以后,他开始娓娓不倦地向我述说他的经历：
他1965年高中毕业,当年因为一分之差没有考上大学,第二年再次报考时,谁知临考前,离高考只差半个月时间了,国务院通知停课闹革命,高考延期半年。这一延就是十多年。这期间,他曾多次打报告要求被推荐,确乎有那么一次几乎要摸到大学学校的大门了,当时他体检都过了,而且,前来招生的面试官已经把他写进了正选的人名单,让他回去等候通知书,不想那令人望眼欲穿翘首等待的通知书却像一只迷路的鸽子,一直迟迟没有到来。直至那一年的年底,他才从时任公社秘书的岳父那里得知,原来,他被半路上杀出来的县革委会主任的千金给顶替了。
他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但是,我知道他最终会探询我的一些底细以作等量信息交换,那么,我该如何搪塞和回避那不堪示人的一页呢
果然不出我所料。车快要到站的时候,他真的向我发出了一连串的询问,你呢上过什么学在村里干什么
哦,我么
我转脸看了一眼窗外,并随之长长出了一口气。我本以为这样可以蒙混过去,但是看到他那认真期待的眼神,心里又感到有些不忍。我卷了卷嘴唇,努力做出一副微笑的样子,说,我远没有你命运那么好。
他似乎并没有觉得尴尬,又说他对富楼很熟悉,说,整个庄上陈、杨两姓是大户,还有几家姓付、姓何、姓赵、姓刘的老户人家,还没听说过有姓叶的呢,贵府是哪一年搬来的
我不得不站起身来,深情款款说,到站了,咱们该下车了。
汽车颠簸了几下。不一会儿,女乘务员转过脸来大声喊道：小湾儿到啦！有到小湾儿下车的赶紧做好准备啊！
小湾是方先生所在的村庄,距离站点大概二三里远的路程。
那是个初夏的午后,天蓝得没有一丝云彩。风很柔,太阳也很温暖,杏色的乡村公路和公路两旁鲜润的绿色被琥珀色阳光染成了一幅油画。空气中弥漫着醉人的槐花香味儿。
因为还有共同的一段路要走,我怕方先生再接着原来话茬继续追问下去,便先他转移了话题。结果我在心里再次感谢他的质朴和善良。他由学校谈到他任教的班级,又谈到他所教授过的富楼村的那些学生。那些人中有的我熟悉,有的我还不认识；但是哪一个当了兵哪一个被招工进了城他都全部知晓。末了,他又用试探性的口吻说：您庄上的陈兴旺的儿媳妇疯了哈！就在我欲语还休,为回不回应和如何回应犹豫不决之际,只听耳旁又砸来一句：听说前几年犯错误,下放您庄上来的那个人最近也迂了那语气和表情分明是明知故问,而实际上,对问题的答案与结果早已十分了然。
不知道此刻方先生是否早已知道了那个人就是我
我朝他看了一眼,但是没有作声。因为,我心里跟明镜一样清楚：如果是前者的是,那就是在用一种委婉的方式为下一步交往中的要挟、打压抑或控制寻找把柄；如果是后者的否,那就是为了把我带入到同一个舆论场景中。但不管前者还是后者,这些都是现行社会中人们闲谈,也即无聊时惯用的伎俩与手段,用句不雅的话叫作挖坑,往深里说就是构置陷阱。
想到这里,我心里一阵拥堵,同时也感到脸上一阵子肿胀发热。而就在这时,我眼角的余光发现方先生突然停住了脚步。原来,有一条弯曲小路从我们脚下一直延伸到北边村庄的村口,分手的时候到了。而就在这即将分别的时刻,方先生上前一把抓住我的手用力抖了两下,说,今后有什么事情想着来找我,小孩儿他姨就在您那庄上,陈福泉是小孩儿的姨夫。